楊寧：讓中共害怕的「反共元老」葉青
二十世紀，有這樣一個人生頗為戲劇化的人：早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旅法支部書記，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後去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回國後參加中共暴動，被國民黨逮捕後，居然在刑場上身中兩槍未死。之後再度為中共效力，又一次被國民黨逮捕後，選擇了加入國民黨。其後轉而研究「三民主義」，並在台灣四十年如一日的堅持「反共」，寫了大量批判中共的文章，與中共勢不兩立，他也因此被列入中共「戰犯」名單。這個人大名叫任卓宣，廣為人知的筆名為葉青。
加入中共 被法國驅逐出境
1896年出生於四川南充的任卓宣，父親是私塾教師，因此幼時在家塾讀書，後進入南充縣立中學讀書。彼時讀書過目不忘，有「神童」之稱。中學畢業後在小學教書，受到陳獨秀《新青年》等影響，思想趨於激進。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法文專修館，次年赴法國留學。
據大陸《同舟共進》雜誌2010年第8期文章《葉青：刑場上兩槍未死 中共史上最決絕的叛徒》披露，任卓宣在法國期間先是在里昂附近一家鋼鐵廠當學徒，後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廠做技工。1922年與周恩來、陳延年等發起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創辦《少年》。不久，加入法國共產黨，並成為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
1922年6月，國民黨總部派王京岐到法國籌組國民黨支部，與此同時，中共旅歐組織也收到了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指示。彼時，蘇聯派代表多次與孫中山祕密聯絡。由於孫中山的錯誤判斷和「聯俄容共」政策，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中共黨員得以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
在歐洲，不少中共青年團成員也成為國民黨駐歐支部早期成員，如周恩來任執行部總務科主任，李富春任執行部宣傳科主任，任卓宣為評議部評議員等。1924年6月國民黨駐歐支部改稱為國民黨駐京法總支部，統一領導國民黨在法國、比利時、德國的工作，王京岐擔任總支部主席，施益生為副主席，任卓宣為總支部監察委員會主任。
然而，第二年，中共祕密成立了旅歐支部，任卓宣任支部書記，支部機關駐法國巴黎。1925年4月1日，為向旅歐華人通告孫中山逝世的消息，才第一次公開使用「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名稱，但支部領導人名字並未公開。
與中國國內國民黨右派反感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大肆攫取權力一樣，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國民黨黨員也與中共黨員產生巨大分歧。1925年3月，任卓宣利用國民黨駐法總支部監察委員的身分，開除了國民黨右派張星舟、習文德等，進一步加強了左派力量。其後，因任卓宣組織領導聲援國內五卅運動的鬥爭而被法國當局逮捕，並被驅逐出境。此後，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脫離中共 加入國民黨
在莫斯科期間，自幼勤於讀書的任卓宣，因有著留法、留蘇經歷，外語也不錯，所以在極短時間內掌握了馬列理論，並成為中共旅莫支部三個負責人之一。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國。由於其特殊經歷，很快在中共黨內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繼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委員等職，併兼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1927年國民黨「清共」。冬天，任卓宣在長沙一帶舉行武裝暴動被國民政府軍逮捕，並被判處死刑。在槍決時，任卓宣連續兩次都未被擊中要害，後被專剝死人衣服的「剝衣人」所救。得到消息的表妹將其送到湘雅醫院，任卓宣得以死裡逃生。
在醫院期間，任卓宣與中共取得了聯繫，並繼續任當地的負責人，領導湖南一帶的暴動。之後，他再次被國民黨逮捕。這一次，他徹底脫離了中共。他對國民黨長沙法院副院長左國雍說：「我在共產黨的政治生命已經死去了！今後我要追尋我的新生。」
隨後，任卓宣在左國雍的推薦下，成為駐湘的川軍第20師少校政治教官，專門為國民黨訓練反共幹部。
中共難以置信
任卓宣的「背叛」讓中共難以置信，並給陳獨秀、周恩來等人以沉重打擊。據《鄭超麟回憶錄》記載，當湖南的報告交到中共中央時，很多人都不願相信。如陳獨秀就非常氣憤並說：「卓宣決不會做這種事情，不要誣衊他。」（而晚年看清共產黨的陳獨秀或許才理解了任卓宣） 也是，以任卓宣過往的經歷、言論、表現，確實不同於其他背叛中共之人，如顧順章。
然而，事實終究是事實。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發出的《關於黨員自首與叛變》的通告中，稱「李滌生、任卓宣、符向一等為敵人賣黨捕同志破獲機關的偵緝工作」。
改名葉青 遊走在「灰色地帶」
在吳福輝的《沙汀傳》一書「辛墾書店」一節中，關於任卓宣脫離中共後的生活有著較為詳細的描述。據披露，在給國民黨做了一陣教官後，任卓宣回到四川，給正在主持四川大學的張瀾做祕書。1930年，受邀前往上海紅色書店辛墾書店工作，而這份工作似乎也得到了中共的批准，這說明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中共並未對其趕盡殺絕，而是希望他重新回來。
任卓宣在到上海後改名葉青，並與辛墾書店同事講述了自己在長沙兩次被捕的經歷，言談中有埋怨中共之意，稱中共不聽其勸告，硬要用他的住處搞通訊聯絡。不知這是否是他脫離中共的動因。他還表示，從此只埋頭譯書寫書。既不靠中共也不靠國民黨的葉青，遊走在一個灰色地帶。
果如其言，因為葉青的學識高於其他編輯，並很快交出了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及其他論著，他被聘為總編輯。隨之出版了一系列書籍，葉青的名聲鵲起。
在編書的同時，葉青與代表「新康德主義」的張東蓀發生了關於「唯物辯證法」的論戰。葉青稱自己是「反共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中國雖不需要共產主義，但馬克思主義詔其所包涵的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等，仍可單獨地成為一種學術思想，加以研究和運用」。不過，在左翼學者看來，兩人的實質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迫於壓力，葉青1936年退出辛墾書店，與鄭學稼等組成「真理出版社」，後又創辦了《時代思潮》雜誌。其與中共的關係也徹底決裂。
反共之舉獲國民黨高層注意
1936年西安軍事叛變後，國民黨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聯合抗日」主張。在葉青看來，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共同抗日，顯然有利於共黨共軍，不利於國民黨國軍。於是葉青主張發表宣言，展開「統一救國」。而這是共產黨不能反對的，但又有損於中共，因為其要將『邊區』軍政大權交於國民政府。
對於葉青的建議，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潘公展深以為然，於是在上海發起「統一救國」十萬人簽名運動，並通過《文化建設》月刊，出版一個「統一救國」專號，以壓倒在上海日漸流行的「聯合抗日」口號。
深諳中共伎倆的葉青的建議，讓中共和左翼陣營大為光火，稱之為「日本警犬」、「民族敗類」等。中共還直接致電蔣介石，要求追究葉青等人「破壞統一戰線」之罪，但蔣介石、陳誠等國民黨高層人物卻先後接見了葉青，對其讚賞有加。葉青多年後回憶說：「據說共產黨反對我的事引起了當時蔣委員長的注意。中國人這樣多，為什麼共產黨獨怕葉青呢？因此想看我為（是）何（如）人。」
重新加入國民黨 研究三民主義
《葉青：刑場上兩槍未死 中共史上最決絕的叛徒》一文還披露，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大約在1939年前後，葉青重新加入國民黨。彼時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並通過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等。葉青遂召集了一些人發起了「三民主義研究及三民主義文化運動」，而當時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旗號發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其理論為核心的。
在《我怎樣做三民主義底理論事業》中，葉青解釋了自己轉向的原因：「我以為研究中國政治問題不能對於共產黨的主張置諸不理，反之，還非從檢討出發不可，檢討它的結果應該是批判，從而作為它底基礎的共產主義之不合於中國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麼來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義，自己必須拿出一種主義來，這就捨三民主義莫屬了。於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轉到建設性的研究來。因此，我決定研究三民主義。」隨後，葉青發表了系列文章批判中共。
1940年，葉青赴江西參與指導「三民主義文化運動」，並在國立中正大學任教和創辦「三民主義研究會」，影響達到周邊諸省，受到蔣介石的讚賞。1942年，葉青返回陪都，加強「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在得到蔣介石的召見和稱讚之後，葉青發起成立了「中國三民主義學會」。
此後他又相繼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專門委員、中組部研究室主任、戰時青年訓導團研究室主任、三青團中央幹事、中央幹部學校教授、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等職。
除此而外，葉青還親自組織反共示威遊行。1948年底淮海戰役之際，時任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執行委員的葉青提議在南京舉行十萬群眾的「反共示威大遊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將士」，又赴各地「勞軍」和發表反共演說，出版反共書刊《共產黨問題》、《反共問題》、《中國目前的變化及其出路》、《為誰而戰》、《新路線》等。
1949年7月，葉青受命擔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後代理部長。葉青奔波於西南，指導宣傳業務、剖析對時局的看法，並號召開闢「第二戰場」和「經濟戰」、「思想戰」，「重振北伐精神」，組織「遠東反共國際」，等，以鼓舞國民黨士氣。
無疑，中共對於切中其要害的葉青十分痛恨。在延安的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陳伯達、艾思奇、吳黎平等相繼發表文章，對葉青之論加以反駁。如毛於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反投降提綱》中反駁道：「兩年來，尤其是半年來，代表國民黨寫文章的人包括托派葉青等在內，發表了許多不但反對共產主義而且也是反對真三民主義的『紛歧錯雜的思想』……其實，他們所謂只有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為適合國情，乃是最不合適國情的假三民主義與假國民黨，而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乃是完全適合國情的。」
然而，幾十年走過，台灣已經走向民主社會，而大陸人民仍被中共鉗制、迫害，這證明毛所言不過是個謊言。
緣何「反共」
晚年葉青在《我為什麼反共？》一文中，回顧了其人生經歷：旅歐回國之後，「一面參加共產黨的工作，一面也參加國民黨的工作。後來因國民黨清黨，自然脫離了國民黨。由於共產黨實行盲動主義，盲動的結果，大批黨員被捕，甚至被殺，也自然脫離了共產黨。我也是這樣。當時深感盲動主義之不當，它以黨員為犧牲，以群眾為芻狗。」
基於此，他說：「我反共是為了國家，為了中國。從前在法國贊成社會主義，加入共產黨，是為了參加勞動，同情工人，乃基於局部的事實。現在知識廣，經驗多，了解中國的歷史趨勢，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實，自然根據中國需要，從事反共了。」
也就是說，葉青是在深刻認識到中共的問題後，才義無反顧的走上了反共之路，並終身反共，因此被稱為「反共元老」、「反共專家」和「反共教父」。
反共總結
1950年春，葉青回到了台北。他辭去了宣傳部部長的職務，拒絕了蔣介石任其為黨務顧問的邀請，而是在一所「政工幹部學校」任教。後來，在台北政治大學、政治作戰學校任教授。他還在撰寫反共文章、書籍之餘，繼續在台經營其在大陸創辦的反共書店——帕米爾書店。
葉青撰寫的反共書籍主要有《毛澤東思想批判》、《新民主主義批判》、《中國向何處去》、《共產主義批判》、《共產黨「土地改革」批判》、《階級鬥爭批判》等；此外，台灣以及周邊國家地區的反共報刊中的文章也出於其手。他還不辭辛勞，四處演講反共。
晚年的葉青在《我反共經驗的總結》一文中總結道：「我反共約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漢反共、在重慶反共、在南京上海廣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說，用筆墨唇舌反共，在中國究竟有幾人如此，而且又歷時四十五年未嘗停止或間斷呢？」
事實也的確如此。堅持反共近半個世紀，著述逾千萬字的葉青，某種意義上堪稱20世紀「反共之第一人」。
小結
葉青退休時，曾獲蔣介石頒發的「雲麾勳章」。1965年4月4日，葉青七十大壽，三千餘人到場為其祝壽。曾任國民黨湖北省主席的萬耀煌在祝壽詩中直書：「名以葉青顯，文因反共多。」可謂概括了葉青的一生。1990年葉青在台灣去世。
終身反共的葉青自然讓中共如鯁在喉。中共官媒更是對其大加鞭撻，直至今日。不過，地下有知的葉青如果知道其後繼有人，而且越來越多的國人在拋棄中共時，一定會甚感欣慰的。
加入中共 被法國驅逐出境
1896年出生於四川南充的任卓宣，父親是私塾教師，因此幼時在家塾讀書，後進入南充縣立中學讀書。彼時讀書過目不忘，有「神童」之稱。中學畢業後在小學教書，受到陳獨秀《新青年》等影響，思想趨於激進。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法文專修館，次年赴法國留學。
據大陸《同舟共進》雜誌2010年第8期文章《葉青：刑場上兩槍未死 中共史上最決絕的叛徒》披露，任卓宣在法國期間先是在里昂附近一家鋼鐵廠當學徒，後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廠做技工。1922年與周恩來、陳延年等發起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創辦《少年》。不久，加入法國共產黨，並成為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
1922年6月，國民黨總部派王京岐到法國籌組國民黨支部，與此同時，中共旅歐組織也收到了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指示。彼時，蘇聯派代表多次與孫中山祕密聯絡。由於孫中山的錯誤判斷和「聯俄容共」政策，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中共黨員得以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
在歐洲，不少中共青年團成員也成為國民黨駐歐支部早期成員，如周恩來任執行部總務科主任，李富春任執行部宣傳科主任，任卓宣為評議部評議員等。1924年6月國民黨駐歐支部改稱為國民黨駐京法總支部，統一領導國民黨在法國、比利時、德國的工作，王京岐擔任總支部主席，施益生為副主席，任卓宣為總支部監察委員會主任。
然而，第二年，中共祕密成立了旅歐支部，任卓宣任支部書記，支部機關駐法國巴黎。1925年4月1日，為向旅歐華人通告孫中山逝世的消息，才第一次公開使用「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名稱，但支部領導人名字並未公開。
與中國國內國民黨右派反感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大肆攫取權力一樣，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國民黨黨員也與中共黨員產生巨大分歧。1925年3月，任卓宣利用國民黨駐法總支部監察委員的身分，開除了國民黨右派張星舟、習文德等，進一步加強了左派力量。其後，因任卓宣組織領導聲援國內五卅運動的鬥爭而被法國當局逮捕，並被驅逐出境。此後，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脫離中共 加入國民黨
在莫斯科期間，自幼勤於讀書的任卓宣，因有著留法、留蘇經歷，外語也不錯，所以在極短時間內掌握了馬列理論，並成為中共旅莫支部三個負責人之一。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國。由於其特殊經歷，很快在中共黨內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繼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委員等職，併兼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1927年國民黨「清共」。冬天，任卓宣在長沙一帶舉行武裝暴動被國民政府軍逮捕，並被判處死刑。在槍決時，任卓宣連續兩次都未被擊中要害，後被專剝死人衣服的「剝衣人」所救。得到消息的表妹將其送到湘雅醫院，任卓宣得以死裡逃生。
在醫院期間，任卓宣與中共取得了聯繫，並繼續任當地的負責人，領導湖南一帶的暴動。之後，他再次被國民黨逮捕。這一次，他徹底脫離了中共。他對國民黨長沙法院副院長左國雍說：「我在共產黨的政治生命已經死去了！今後我要追尋我的新生。」
隨後，任卓宣在左國雍的推薦下，成為駐湘的川軍第20師少校政治教官，專門為國民黨訓練反共幹部。
中共難以置信
任卓宣的「背叛」讓中共難以置信，並給陳獨秀、周恩來等人以沉重打擊。據《鄭超麟回憶錄》記載，當湖南的報告交到中共中央時，很多人都不願相信。如陳獨秀就非常氣憤並說：「卓宣決不會做這種事情，不要誣衊他。」（而晚年看清共產黨的陳獨秀或許才理解了任卓宣） 也是，以任卓宣過往的經歷、言論、表現，確實不同於其他背叛中共之人，如顧順章。
然而，事實終究是事實。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發出的《關於黨員自首與叛變》的通告中，稱「李滌生、任卓宣、符向一等為敵人賣黨捕同志破獲機關的偵緝工作」。
改名葉青 遊走在「灰色地帶」
在吳福輝的《沙汀傳》一書「辛墾書店」一節中，關於任卓宣脫離中共後的生活有著較為詳細的描述。據披露，在給國民黨做了一陣教官後，任卓宣回到四川，給正在主持四川大學的張瀾做祕書。1930年，受邀前往上海紅色書店辛墾書店工作，而這份工作似乎也得到了中共的批准，這說明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中共並未對其趕盡殺絕，而是希望他重新回來。
任卓宣在到上海後改名葉青，並與辛墾書店同事講述了自己在長沙兩次被捕的經歷，言談中有埋怨中共之意，稱中共不聽其勸告，硬要用他的住處搞通訊聯絡。不知這是否是他脫離中共的動因。他還表示，從此只埋頭譯書寫書。既不靠中共也不靠國民黨的葉青，遊走在一個灰色地帶。
果如其言，因為葉青的學識高於其他編輯，並很快交出了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及其他論著，他被聘為總編輯。隨之出版了一系列書籍，葉青的名聲鵲起。
在編書的同時，葉青與代表「新康德主義」的張東蓀發生了關於「唯物辯證法」的論戰。葉青稱自己是「反共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中國雖不需要共產主義，但馬克思主義詔其所包涵的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等，仍可單獨地成為一種學術思想，加以研究和運用」。不過，在左翼學者看來，兩人的實質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迫於壓力，葉青1936年退出辛墾書店，與鄭學稼等組成「真理出版社」，後又創辦了《時代思潮》雜誌。其與中共的關係也徹底決裂。
反共之舉獲國民黨高層注意
1936年西安軍事叛變後，國民黨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聯合抗日」主張。在葉青看來，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共同抗日，顯然有利於共黨共軍，不利於國民黨國軍。於是葉青主張發表宣言，展開「統一救國」。而這是共產黨不能反對的，但又有損於中共，因為其要將『邊區』軍政大權交於國民政府。
對於葉青的建議，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潘公展深以為然，於是在上海發起「統一救國」十萬人簽名運動，並通過《文化建設》月刊，出版一個「統一救國」專號，以壓倒在上海日漸流行的「聯合抗日」口號。
深諳中共伎倆的葉青的建議，讓中共和左翼陣營大為光火，稱之為「日本警犬」、「民族敗類」等。中共還直接致電蔣介石，要求追究葉青等人「破壞統一戰線」之罪，但蔣介石、陳誠等國民黨高層人物卻先後接見了葉青，對其讚賞有加。葉青多年後回憶說：「據說共產黨反對我的事引起了當時蔣委員長的注意。中國人這樣多，為什麼共產黨獨怕葉青呢？因此想看我為（是）何（如）人。」
重新加入國民黨 研究三民主義
《葉青：刑場上兩槍未死 中共史上最決絕的叛徒》一文還披露，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大約在1939年前後，葉青重新加入國民黨。彼時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並通過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等。葉青遂召集了一些人發起了「三民主義研究及三民主義文化運動」，而當時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旗號發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其理論為核心的。
在《我怎樣做三民主義底理論事業》中，葉青解釋了自己轉向的原因：「我以為研究中國政治問題不能對於共產黨的主張置諸不理，反之，還非從檢討出發不可，檢討它的結果應該是批判，從而作為它底基礎的共產主義之不合於中國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麼來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義，自己必須拿出一種主義來，這就捨三民主義莫屬了。於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轉到建設性的研究來。因此，我決定研究三民主義。」隨後，葉青發表了系列文章批判中共。
1940年，葉青赴江西參與指導「三民主義文化運動」，並在國立中正大學任教和創辦「三民主義研究會」，影響達到周邊諸省，受到蔣介石的讚賞。1942年，葉青返回陪都，加強「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在得到蔣介石的召見和稱讚之後，葉青發起成立了「中國三民主義學會」。
此後他又相繼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專門委員、中組部研究室主任、戰時青年訓導團研究室主任、三青團中央幹事、中央幹部學校教授、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等職。
除此而外，葉青還親自組織反共示威遊行。1948年底淮海戰役之際，時任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執行委員的葉青提議在南京舉行十萬群眾的「反共示威大遊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將士」，又赴各地「勞軍」和發表反共演說，出版反共書刊《共產黨問題》、《反共問題》、《中國目前的變化及其出路》、《為誰而戰》、《新路線》等。
1949年7月，葉青受命擔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後代理部長。葉青奔波於西南，指導宣傳業務、剖析對時局的看法，並號召開闢「第二戰場」和「經濟戰」、「思想戰」，「重振北伐精神」，組織「遠東反共國際」，等，以鼓舞國民黨士氣。
無疑，中共對於切中其要害的葉青十分痛恨。在延安的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陳伯達、艾思奇、吳黎平等相繼發表文章，對葉青之論加以反駁。如毛於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反投降提綱》中反駁道：「兩年來，尤其是半年來，代表國民黨寫文章的人包括托派葉青等在內，發表了許多不但反對共產主義而且也是反對真三民主義的『紛歧錯雜的思想』……其實，他們所謂只有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為適合國情，乃是最不合適國情的假三民主義與假國民黨，而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乃是完全適合國情的。」
然而，幾十年走過，台灣已經走向民主社會，而大陸人民仍被中共鉗制、迫害，這證明毛所言不過是個謊言。
緣何「反共」
晚年葉青在《我為什麼反共？》一文中，回顧了其人生經歷：旅歐回國之後，「一面參加共產黨的工作，一面也參加國民黨的工作。後來因國民黨清黨，自然脫離了國民黨。由於共產黨實行盲動主義，盲動的結果，大批黨員被捕，甚至被殺，也自然脫離了共產黨。我也是這樣。當時深感盲動主義之不當，它以黨員為犧牲，以群眾為芻狗。」
基於此，他說：「我反共是為了國家，為了中國。從前在法國贊成社會主義，加入共產黨，是為了參加勞動，同情工人，乃基於局部的事實。現在知識廣，經驗多，了解中國的歷史趨勢，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實，自然根據中國需要，從事反共了。」
也就是說，葉青是在深刻認識到中共的問題後，才義無反顧的走上了反共之路，並終身反共，因此被稱為「反共元老」、「反共專家」和「反共教父」。
反共總結
1950年春，葉青回到了台北。他辭去了宣傳部部長的職務，拒絕了蔣介石任其為黨務顧問的邀請，而是在一所「政工幹部學校」任教。後來，在台北政治大學、政治作戰學校任教授。他還在撰寫反共文章、書籍之餘，繼續在台經營其在大陸創辦的反共書店——帕米爾書店。
葉青撰寫的反共書籍主要有《毛澤東思想批判》、《新民主主義批判》、《中國向何處去》、《共產主義批判》、《共產黨「土地改革」批判》、《階級鬥爭批判》等；此外，台灣以及周邊國家地區的反共報刊中的文章也出於其手。他還不辭辛勞，四處演講反共。
晚年的葉青在《我反共經驗的總結》一文中總結道：「我反共約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漢反共、在重慶反共、在南京上海廣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說，用筆墨唇舌反共，在中國究竟有幾人如此，而且又歷時四十五年未嘗停止或間斷呢？」
事實也的確如此。堅持反共近半個世紀，著述逾千萬字的葉青，某種意義上堪稱20世紀「反共之第一人」。
小結
葉青退休時，曾獲蔣介石頒發的「雲麾勳章」。1965年4月4日，葉青七十大壽，三千餘人到場為其祝壽。曾任國民黨湖北省主席的萬耀煌在祝壽詩中直書：「名以葉青顯，文因反共多。」可謂概括了葉青的一生。1990年葉青在台灣去世。
終身反共的葉青自然讓中共如鯁在喉。中共官媒更是對其大加鞭撻，直至今日。不過，地下有知的葉青如果知道其後繼有人，而且越來越多的國人在拋棄中共時，一定會甚感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