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簡述
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1949年奪取中國政權。在其暴政統治下，中國約8,000萬人因為迫害、飢餓、槍殺或其它非正常原因死亡，這一數字超過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的歷史。
殺AB團
AB團是中國國民黨中的反共者，於1926年12月在江西成立的一個團體，主要工作是與共產黨爭奪江西省國民黨的黨內權力。1927年4月，AB團垮台。1930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在內部發動反AB團的肅反運動，大量殺害黨內工作人員。
1930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紅二十軍在江西富田發動兵變，攻占了富田縣城，釋放所有被捕人員，逮捕了中共當地政府人員。3月28日，中共最高領導人王明派出任弼時等人前往中央蘇區，宣布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暴動」。4月18日，紅二十軍兵變的領導人在前去參加原定的談判時被逮捕，不久即被全部處決。7月，紅二十軍被調至江西平頭寨，被彭德懷和林彪率部包圍繳械，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及700餘名副排長以上領導被集中到平安河壩上進行處決，「平頭寨殺人，整條河水都染紅了」。
富田事變後，各地的反AB團運動掀起新高潮，審訊手法異常殘酷，「捆著雙手吊起，人身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內。」一時間江西蘇區人人自危，許多地區的中共機關內百分之8、90的人員都成了「AB團分子」，共有7萬多人先後被殺。
毛澤東是鎮壓「富田事變」的直接責任人。中共後來承認AB團並不存在，絕大多數被處決者都是無辜的。
延安整風
1942年初至 1945年 4月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整肅運動，採用了審幹、肅反等紅色恐怖和流氓手段，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絕對權威。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發動的「搶救運動」，直接導致了上千人的死亡。其中最著名的受難者是知識分子王實味。王實味於1937年10月到達延安，在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翻譯了200多萬字的馬列經典著作。從1942年2月始，王實味響應毛的號召，陸續在《穀雨》雜誌、《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發表文章，大膽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質疑中共的等級制度和官僚化趨向。王實味的文章是對毛思想的挑戰。他因此被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將王實味正式逮捕。1947年6月，國軍飛機炸毀了王實味被關押的看守所，晉綏公安總局請示中央社會部如何處置。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與副部長李克農批示：將王實味就地祕密處死。1947年7月1日夜，在山西興縣，王實味被帶到黃河邊的一處偏僻山隅，被大砍刀砍死。因怕被人認出，他被亂刀砍了百次，血肉模糊的屍體被丟在枯井內。
《野百合花》作者王實味成為延安整風運動中第一個被殺的知識分子。（網路圖片）延安整風運動裡死了多少人，從沒有公布過。但是自此以後，再沒一個人敢對黨說「不」了。
長春圍困戰
長春圍困戰是「兵不血刃」的黑色範例。1948年3月13日，東北民主聯軍攻占四平，長春成為被共軍重重包圍的一座孤島。1948年6月7日，毛澤東正式同意對長春採取久困長圍的方案。當時提出的口號是：「不給敵人1粒糧食1根草，把長春蔣軍困死在城裡。」
國民黨最初不准百姓離開長春，但由於城中存糧只能維持到7月底，因此在7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長春守將、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要求從8月1日起疏散民眾。但是共軍的做法卻是「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圍城3個月後，9月9日，林彪與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等聯名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以樹葉青草充飢，餓斃甚多。」
長春圍困戰倖存者遠藤譽5歲時的照片。她在1953 年隨家人回歸日本，現為日本築波大學名譽教授。她的一生幾乎都活在圍餓長春時的陰影裡。她以悲痛的心情完成了自己的回憶錄《卡子》。（遠藤譽提供）原吉林省政府參議兼駐長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憶說，共軍哨兵看到難民走近便說：「老鄉，不能再前進了，你們再前進，我們只好開槍了」。難民哀求道：「我們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這兒把我們餓死呢？」共軍回答是：「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們也不敢違背紀律。」有人不顧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槍就一命嗚呼了。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長春國軍防守經過》中說：「據最低估計，長春四週匪軍前線野地裡，從6月末到10月初，4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15萬具。」即使中共官方也承認當時餓死了12萬人，時任長春市民政廳長兼市長尚傳道在回憶錄中提到，圍城期間，長春市民因餓、病而死的共達12萬人。
當年參加圍城的共軍官兵後來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還沒覺怎麼的。從死人堆裡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幹部戰士說：咱們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麼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段克文也提到，當時城裡傳聞，說共軍的一名連長，目睹不准放人的那種慘狀，內心極度不安而自殺身亡。
國民政府方面認為，中共軍隊圍城期間的行為構成戰爭犯罪，共產黨應為這一問題負責。
鎮反、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1……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1。」
這個「千分之1」，就是鎮反期間中共定下的殺人指標。實際上，最後所殺的人數超過了這個比例。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鎮反運動一共殺、關（勞改）、管（群眾管制）各類反革命分子300萬人左右。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萬多人，其中87.36萬餘人被判死刑。有人估計，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人之間，甚至更多。
與「鎮反」同時轟轟烈烈展開的是「土地改革」運動。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九評共產黨》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土改時，常常召開鬥爭會，把地主富農押上台，扣上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則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分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地主富農就被就地處決。
中共為鞏固新政權發動的第一場肅反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圖為1951年被清查逮捕的「地主」們。(National Archives)
1953年，新疆阜康，中共軍管人員在槍決「地主」和「反革命分子」。(National Archives)
據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三反」「五反」
1951年到1952年10月，中共開展了「三反」和「五反」運動。「三反」是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
在「三反」運動中，處決了腐敗的中共幹部，但緊接著，中共認為幹部變壞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次年1月開始「五反」。「五反」實際上就是搶資本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寫：「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
據1996年《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100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000餘人被牽連，500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300餘人被判死刑，4,300餘人自殺或失蹤。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專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大饑荒
1958年至1962年，「大躍進」的浮誇風、強制的農業集體化以及公共食堂制度，導致了一場大饑荒席捲中國大地。據前國家統計局長薛暮橋估計，1958年大食堂過度消耗糧食多達1,750萬噸。本來當年收成不錯，可是僅僅半年之後就發生了饑荒。
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饑荒，造成數千萬中國民眾死亡。圖為一位父親在埋葬餓死的孩子。（資料圖片）
中共近年數據「解密」，承認在大饑荒中有3,756萬人被餓死。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數據是，大饑荒死亡人數為3,700萬～4,300萬。僅河南省信陽地區就餓死了100萬人，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史稱「信陽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餓死人的高峰期，3年餓死3,000萬人以上。但是，1959年，中共卻出口糧食415.75萬噸。這麼多的糧食，除以3,000萬人，每人應可得到138.6公斤，一個人都不會餓死。1960年中共還出口了270萬噸糧食。
文革之殺人狂潮
文革後葉劍英曾講話說：文革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美國夏威夷大學拉梅爾（R.J. Rummel）教授在其著作《中國血色百年》（China’s Bloody Century，1991年）中估算，大約有773萬人在文革中喪生。
《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寫：「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2年7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000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000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200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文革的第一波殺人潮開始於1966年。當年6月，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宗旨下，抄家之風由北京的紅衛兵掀起，迅速波及全國。隨後，開始了拷打和殺戮「牛鬼蛇神」。
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兵在一個月內就打死了1,772人。學者丁抒評說：「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10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研究文革受難者歷史的學者王友琴在《恐怖的「紅八月」》中寫：「1966 年 8 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和北京第 31 中的書記杜光，都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去了火葬場。火葬場的老工人發現他們還沒有死，沒有燒他們。他們又回了家。當時大量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
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事件」打響了全國武鬥的第一槍，也揭開了第二波殺人高峰的序幕。從1967年8月開始，上海、南京、鄭州、長春、瀋陽、重慶和長沙等地相繼發生了大規模武鬥，至1968年底方漸平息。雲南軍隊圍剿名為滇西挺進隊的群眾組織，用機槍掃射，20分數後，數千名該組織成員全部斃命。估計死於武鬥的總人數約為30萬至50萬。
《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寫，文革武鬥中死亡23萬7,000餘人。估計死於武鬥的總人數則約為30萬至50萬。（資料圖片）
武鬥中，對戰俘的虐殺極為殘忍。例如：河北雄縣由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濫殺手段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活埋。
1968至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資料顯示，全國2,000多個縣，每一個縣平均約有100人死於「清隊」。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北韓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隊竟有41人被揪鬥、致死致傷。
除了被殘忍的殺害，文革初期有10萬至20萬人因為不堪迫害而自殺。如此大範圍的自殺潮，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作家巴金曾回憶說：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毛澤東曾對李志綏醫生說：「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
此外，還有大批有膽有識的各界人士因言獲罪、慘遭槍殺或死於冤獄。原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蔡鐵根，文革初抄家時，在他的日記裡發現了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他立即被揪出。1970年3月11日，獄方用麻繩將他捆綁後宣讀逮捕令，緊接著宣讀了死刑判決書，不准上訴。蔡鐵要剛要申辯，獄卒便勒緊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不能出聲，然後把他拉到刑場槍決。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
「六四」慘案
1989年6月4日，中共政權血腥鎮壓了長達50多天的學生民主運動，震驚世界!至今，「六四」在中國仍是禁忌話題。有多少人死於「六四」屠殺，中共沒有公布，各界說法不一。
1989年6月3日下午4時，中共中央決定清場，並宣布「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當晚，解放軍從城郊開進北京城。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長安街，數名學生在搶救一名遭到中共軍隊開槍射殺的同學。（資料圖片）
晚上10時後，入城後的軍隊開始向民眾開槍射擊，起初，廣場上的學生以為軍人只用橡膠子彈和催淚彈，後來才知道，軍隊動了真槍實彈。
學運組織者王軍濤說：「在6月3號那天晚上，當時有人對老百姓使用了暴力，完了這人就跑掉了，我到現在都覺得這是個陰謀，是要調查的，結果，老百姓火了，還擊過程中磚頭全砸到部隊當兵的身上了，於是在北京西郊那條路上，軍隊就開始開槍了。你知道部隊只要一開槍，就直接往前打了，一路殺過去，死傷無數。我一看馬路邊上躺了一個人，腦子血流了一地，那真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什麼叫死不瞑目，眼睛看著天呢!」
學運組織者王有才說：「就我個人的經歷來說，當時北高聯派學生、實際上是學生自發去的，去各個醫院調查，當時的數字有2,000多吧!當然我也沒有能力證明這個，因為我後來也被關起來了。」
天安門母親運動確認的死者清單，從1999年提出的155人、2005年提出的187人、2010年提出的195人，在2011年8月共有202人獲得確認。
評論作家曹長青曾撰文寫：「在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訊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據美國之音2002年5月29日報導，前解放軍39軍雷達站上尉站長、曾參與當年鎮壓的李曉明在紐約表示，他親眼目睹了高級將領抗拒進入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命令，經歷了士兵向著群眾狂熱掃射，以及有部隊將士兵擦槍走火誤殺自己人、向上謊報為被「暴徒」殺害。 迫害法輪功
1999年7月，中共江澤民集團發動了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鎮壓，自此開始了近18年史無前例的人權迫害。江澤民利用整個國家機器，對法輪功學員實施了「肉體上消滅」的滅絕政策。
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17年2月17日，經明慧網民間途徑證實的，已知有4,075名法輪功學員被酷刑迫害致死。而遭活摘器官遇害的人數量更為巨大。另有數百萬人被抓捕，數十萬人被非法勞教、判刑。由於中共拚命掩蓋真相，大部分迫害事實仍未曝光，實際死亡人數，難以確定。
虐殺發生在看守所、勞教所、監獄、洗腦班和精神病院等地。在江澤民的「打死算自殺」、「殺無赦」等密令的指使下，中共對不願放棄修煉的法輪功學員，使用了上百種酷刑，包括毒打、電刑、火刑、注射有毒藥物、開水燙、烙鐵烙、逼坐「老虎凳」、鐵椅子、強姦、輪姦、電棍插陰道、吊刑、銬刑、槍擊、強制灌食等，造成大批法輪功學員死亡、致傷、致殘。許多慘烈的案例內幕輾轉傳至海外，曝光了中共迫害集團的罪惡。
2000年6月23日，《華盛頓郵報》報導了中國大陸32歲的電腦工程師、法輪功修煉者蘇剛的受害案例。2000年4月25日，蘇剛去北京上訪再次被抓；5月23日，其工作單位授權警察把他拖入精神病院。蘇剛的父親蘇德安說：醫生一天給蘇剛注射兩次不明藥物，一個星期後，蘇剛已不能正常吃飯或移動肢體。6月10日，原本健康的蘇剛即死於心臟衰竭。蘇剛叔父蘇蓮禧因將「蘇剛之死」的真相公諸於世，不久被當局送入勞教所勞教3年。
被毆打致死的29 歲的湖南省法輪功學員陳湘睿。（明慧網）陳湘睿（男，29歲），湖南省衡陽市法輪功學員。2003年3月11日晚，時任衡陽市公安局國安支隊隊長雷振中，帶領警察將陳湘睿綁架到市公安局，警察對其大打出手，電棒、鐵錘、橡膠棍一齊上陣，當場把他打致顱骨骨折，顱內出血，五臟六腑全部打壞，腹腔內抽出2,500毫升血，腦中樞神經致命損壞。陳湘睿於次日早上離世。
2006年3月，原遼寧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員工安妮，作為第一名證人，向海外媒體曝光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隨後，加拿大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和前加拿大聯邦議員大衛‧喬高，受邀對此進行獨立調查。兩人在2006年7月發布了一份含有53項證據的調查報告，確認了活摘指控，稱此罪行乃「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2016年10月30日晚，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左）和加拿大外交部亞太司前司長大衛∙喬高在韓國首爾舉行媒體見面會，曝光他們掌握的中共強摘器官的新證據。（李裕貞／大紀元）「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通過10年的細緻調查，獲得了大量的錄音和資料證據，證實：江氏犯罪集團與軍隊、政界、司法界、醫學界、貿易界、黑社會聯手，形成了大規模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殺人網，出售器官、活體實驗、販賣屍體牟取暴利。中共軍隊、武警醫療系統大規模涉入，達到了隨意攫取、殺人如麻的地步。據分析估計，被活摘器官殺害的法輪功學員數目巨大。由於中共焚屍滅跡，受害者無一生還，更多的真相和數據還無法獲悉。
結語
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權像中共那樣對自己的國民揮舞屠刀，而且殺人手段極其殘忍，罄竹難書。成立以來，中共不斷炮製謊言，欺騙國內外民眾、企圖逃脫罪責。浸著鮮血的歷史，無比沉重，是文明的恥辱。還原真相，清算罪惡，給明天希望。
殺AB團
AB團是中國國民黨中的反共者，於1926年12月在江西成立的一個團體，主要工作是與共產黨爭奪江西省國民黨的黨內權力。1927年4月，AB團垮台。1930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在內部發動反AB團的肅反運動，大量殺害黨內工作人員。
1930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紅二十軍在江西富田發動兵變，攻占了富田縣城，釋放所有被捕人員，逮捕了中共當地政府人員。3月28日，中共最高領導人王明派出任弼時等人前往中央蘇區，宣布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暴動」。4月18日，紅二十軍兵變的領導人在前去參加原定的談判時被逮捕，不久即被全部處決。7月，紅二十軍被調至江西平頭寨，被彭德懷和林彪率部包圍繳械，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及700餘名副排長以上領導被集中到平安河壩上進行處決，「平頭寨殺人，整條河水都染紅了」。
富田事變後，各地的反AB團運動掀起新高潮，審訊手法異常殘酷，「捆著雙手吊起，人身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內。」一時間江西蘇區人人自危，許多地區的中共機關內百分之8、90的人員都成了「AB團分子」，共有7萬多人先後被殺。
毛澤東是鎮壓「富田事變」的直接責任人。中共後來承認AB團並不存在，絕大多數被處決者都是無辜的。
延安整風
1942年初至 1945年 4月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整肅運動，採用了審幹、肅反等紅色恐怖和流氓手段，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絕對權威。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發動的「搶救運動」，直接導致了上千人的死亡。其中最著名的受難者是知識分子王實味。王實味於1937年10月到達延安，在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翻譯了200多萬字的馬列經典著作。從1942年2月始，王實味響應毛的號召，陸續在《穀雨》雜誌、《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發表文章，大膽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質疑中共的等級制度和官僚化趨向。王實味的文章是對毛思想的挑戰。他因此被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將王實味正式逮捕。1947年6月，國軍飛機炸毀了王實味被關押的看守所，晉綏公安總局請示中央社會部如何處置。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與副部長李克農批示：將王實味就地祕密處死。1947年7月1日夜，在山西興縣，王實味被帶到黃河邊的一處偏僻山隅，被大砍刀砍死。因怕被人認出，他被亂刀砍了百次，血肉模糊的屍體被丟在枯井內。
《野百合花》作者王實味成為延安整風運動中第一個被殺的知識分子。（網路圖片）長春圍困戰
長春圍困戰是「兵不血刃」的黑色範例。1948年3月13日，東北民主聯軍攻占四平，長春成為被共軍重重包圍的一座孤島。1948年6月7日，毛澤東正式同意對長春採取久困長圍的方案。當時提出的口號是：「不給敵人1粒糧食1根草，把長春蔣軍困死在城裡。」
國民黨最初不准百姓離開長春，但由於城中存糧只能維持到7月底，因此在7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長春守將、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要求從8月1日起疏散民眾。但是共軍的做法卻是「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圍城3個月後，9月9日，林彪與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等聯名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以樹葉青草充飢，餓斃甚多。」
長春圍困戰倖存者遠藤譽5歲時的照片。她在1953 年隨家人回歸日本，現為日本築波大學名譽教授。她的一生幾乎都活在圍餓長春時的陰影裡。她以悲痛的心情完成了自己的回憶錄《卡子》。（遠藤譽提供）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長春國軍防守經過》中說：「據最低估計，長春四週匪軍前線野地裡，從6月末到10月初，4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15萬具。」即使中共官方也承認當時餓死了12萬人，時任長春市民政廳長兼市長尚傳道在回憶錄中提到，圍城期間，長春市民因餓、病而死的共達12萬人。
當年參加圍城的共軍官兵後來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還沒覺怎麼的。從死人堆裡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幹部戰士說：咱們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麼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段克文也提到，當時城裡傳聞，說共軍的一名連長，目睹不准放人的那種慘狀，內心極度不安而自殺身亡。
國民政府方面認為，中共軍隊圍城期間的行為構成戰爭犯罪，共產黨應為這一問題負責。
鎮反、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1……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1。」
這個「千分之1」，就是鎮反期間中共定下的殺人指標。實際上，最後所殺的人數超過了這個比例。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鎮反運動一共殺、關（勞改）、管（群眾管制）各類反革命分子300萬人左右。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萬多人，其中87.36萬餘人被判死刑。有人估計，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人之間，甚至更多。
與「鎮反」同時轟轟烈烈展開的是「土地改革」運動。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九評共產黨》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土改時，常常召開鬥爭會，把地主富農押上台，扣上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則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分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地主富農就被就地處決。
中共為鞏固新政權發動的第一場肅反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圖為1951年被清查逮捕的「地主」們。(National Archives)1953年，新疆阜康，中共軍管人員在槍決「地主」和「反革命分子」。(National Archives)據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三反」「五反」
1951年到1952年10月，中共開展了「三反」和「五反」運動。「三反」是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
在「三反」運動中，處決了腐敗的中共幹部，但緊接著，中共認為幹部變壞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次年1月開始「五反」。「五反」實際上就是搶資本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寫：「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
據1996年《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100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000餘人被牽連，500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300餘人被判死刑，4,300餘人自殺或失蹤。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專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大饑荒
1958年至1962年，「大躍進」的浮誇風、強制的農業集體化以及公共食堂制度，導致了一場大饑荒席捲中國大地。據前國家統計局長薛暮橋估計，1958年大食堂過度消耗糧食多達1,750萬噸。本來當年收成不錯，可是僅僅半年之後就發生了饑荒。
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饑荒，造成數千萬中國民眾死亡。圖為一位父親在埋葬餓死的孩子。（資料圖片）中共近年數據「解密」，承認在大饑荒中有3,756萬人被餓死。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數據是，大饑荒死亡人數為3,700萬～4,300萬。僅河南省信陽地區就餓死了100萬人，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史稱「信陽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餓死人的高峰期，3年餓死3,000萬人以上。但是，1959年，中共卻出口糧食415.75萬噸。這麼多的糧食，除以3,000萬人，每人應可得到138.6公斤，一個人都不會餓死。1960年中共還出口了270萬噸糧食。
文革之殺人狂潮
文革後葉劍英曾講話說：文革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美國夏威夷大學拉梅爾（R.J. Rummel）教授在其著作《中國血色百年》（China’s Bloody Century，1991年）中估算，大約有773萬人在文革中喪生。
《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寫：「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2年7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000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000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200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文革的第一波殺人潮開始於1966年。當年6月，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宗旨下，抄家之風由北京的紅衛兵掀起，迅速波及全國。隨後，開始了拷打和殺戮「牛鬼蛇神」。
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兵在一個月內就打死了1,772人。學者丁抒評說：「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10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研究文革受難者歷史的學者王友琴在《恐怖的「紅八月」》中寫：「1966 年 8 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和北京第 31 中的書記杜光，都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去了火葬場。火葬場的老工人發現他們還沒有死，沒有燒他們。他們又回了家。當時大量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
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事件」打響了全國武鬥的第一槍，也揭開了第二波殺人高峰的序幕。從1967年8月開始，上海、南京、鄭州、長春、瀋陽、重慶和長沙等地相繼發生了大規模武鬥，至1968年底方漸平息。雲南軍隊圍剿名為滇西挺進隊的群眾組織，用機槍掃射，20分數後，數千名該組織成員全部斃命。估計死於武鬥的總人數約為30萬至50萬。
《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寫，文革武鬥中死亡23萬7,000餘人。估計死於武鬥的總人數則約為30萬至50萬。（資料圖片）武鬥中，對戰俘的虐殺極為殘忍。例如：河北雄縣由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濫殺手段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活埋。
1968至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資料顯示，全國2,000多個縣，每一個縣平均約有100人死於「清隊」。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北韓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隊竟有41人被揪鬥、致死致傷。
除了被殘忍的殺害，文革初期有10萬至20萬人因為不堪迫害而自殺。如此大範圍的自殺潮，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作家巴金曾回憶說：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毛澤東曾對李志綏醫生說：「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
此外，還有大批有膽有識的各界人士因言獲罪、慘遭槍殺或死於冤獄。原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蔡鐵根，文革初抄家時，在他的日記裡發現了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他立即被揪出。1970年3月11日，獄方用麻繩將他捆綁後宣讀逮捕令，緊接著宣讀了死刑判決書，不准上訴。蔡鐵要剛要申辯，獄卒便勒緊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不能出聲，然後把他拉到刑場槍決。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
「六四」慘案
1989年6月4日，中共政權血腥鎮壓了長達50多天的學生民主運動，震驚世界!至今，「六四」在中國仍是禁忌話題。有多少人死於「六四」屠殺，中共沒有公布，各界說法不一。
1989年6月3日下午4時，中共中央決定清場，並宣布「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當晚，解放軍從城郊開進北京城。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長安街，數名學生在搶救一名遭到中共軍隊開槍射殺的同學。（資料圖片）晚上10時後，入城後的軍隊開始向民眾開槍射擊，起初，廣場上的學生以為軍人只用橡膠子彈和催淚彈，後來才知道，軍隊動了真槍實彈。
學運組織者王軍濤說：「在6月3號那天晚上，當時有人對老百姓使用了暴力，完了這人就跑掉了，我到現在都覺得這是個陰謀，是要調查的，結果，老百姓火了，還擊過程中磚頭全砸到部隊當兵的身上了，於是在北京西郊那條路上，軍隊就開始開槍了。你知道部隊只要一開槍，就直接往前打了，一路殺過去，死傷無數。我一看馬路邊上躺了一個人，腦子血流了一地，那真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什麼叫死不瞑目，眼睛看著天呢!」
學運組織者王有才說：「就我個人的經歷來說，當時北高聯派學生、實際上是學生自發去的，去各個醫院調查，當時的數字有2,000多吧!當然我也沒有能力證明這個，因為我後來也被關起來了。」
天安門母親運動確認的死者清單，從1999年提出的155人、2005年提出的187人、2010年提出的195人，在2011年8月共有202人獲得確認。
評論作家曹長青曾撰文寫：「在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訊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據美國之音2002年5月29日報導，前解放軍39軍雷達站上尉站長、曾參與當年鎮壓的李曉明在紐約表示，他親眼目睹了高級將領抗拒進入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命令，經歷了士兵向著群眾狂熱掃射，以及有部隊將士兵擦槍走火誤殺自己人、向上謊報為被「暴徒」殺害。 迫害法輪功
1999年7月，中共江澤民集團發動了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鎮壓，自此開始了近18年史無前例的人權迫害。江澤民利用整個國家機器，對法輪功學員實施了「肉體上消滅」的滅絕政策。
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17年2月17日，經明慧網民間途徑證實的，已知有4,075名法輪功學員被酷刑迫害致死。而遭活摘器官遇害的人數量更為巨大。另有數百萬人被抓捕，數十萬人被非法勞教、判刑。由於中共拚命掩蓋真相，大部分迫害事實仍未曝光，實際死亡人數，難以確定。
虐殺發生在看守所、勞教所、監獄、洗腦班和精神病院等地。在江澤民的「打死算自殺」、「殺無赦」等密令的指使下，中共對不願放棄修煉的法輪功學員，使用了上百種酷刑，包括毒打、電刑、火刑、注射有毒藥物、開水燙、烙鐵烙、逼坐「老虎凳」、鐵椅子、強姦、輪姦、電棍插陰道、吊刑、銬刑、槍擊、強制灌食等，造成大批法輪功學員死亡、致傷、致殘。許多慘烈的案例內幕輾轉傳至海外，曝光了中共迫害集團的罪惡。
2000年6月23日，《華盛頓郵報》報導了中國大陸32歲的電腦工程師、法輪功修煉者蘇剛的受害案例。2000年4月25日，蘇剛去北京上訪再次被抓；5月23日，其工作單位授權警察把他拖入精神病院。蘇剛的父親蘇德安說：醫生一天給蘇剛注射兩次不明藥物，一個星期後，蘇剛已不能正常吃飯或移動肢體。6月10日，原本健康的蘇剛即死於心臟衰竭。蘇剛叔父蘇蓮禧因將「蘇剛之死」的真相公諸於世，不久被當局送入勞教所勞教3年。
被毆打致死的29 歲的湖南省法輪功學員陳湘睿。（明慧網）2006年3月，原遼寧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員工安妮，作為第一名證人，向海外媒體曝光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隨後，加拿大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和前加拿大聯邦議員大衛‧喬高，受邀對此進行獨立調查。兩人在2006年7月發布了一份含有53項證據的調查報告，確認了活摘指控，稱此罪行乃「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2016年10月30日晚，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左）和加拿大外交部亞太司前司長大衛∙喬高在韓國首爾舉行媒體見面會，曝光他們掌握的中共強摘器官的新證據。（李裕貞／大紀元）結語
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權像中共那樣對自己的國民揮舞屠刀，而且殺人手段極其殘忍，罄竹難書。成立以來，中共不斷炮製謊言，欺騙國內外民眾、企圖逃脫罪責。浸著鮮血的歷史，無比沉重，是文明的恥辱。還原真相，清算罪惡，給明天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