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美國成長在中國 「衛星寶寶」回家難
鄭春曾經經歷過火災、洪水和地震。但是她說，這些都比不上她將襁褓中的兒女送回中國跟親戚一起住的艱難。
這位42歲的酒店服務員告訴「國家公共電台」：「這是我曾經承受的最大困苦。」
她的女兒喬伊斯和兒子傑伊都出生在波士頓。但是在他們出生後的第一年，他們被送回中國福建跟親戚一起住。喬伊斯跟姨媽住了四年多。
那時候，鄭春和丈夫住在波士頓中國城狹小的房間，跟陌生人一起共用廚房和廁所。她說他們在餐館長時間工作，最後攢夠了錢，才把孩子接回家。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劉辛迪告訴「國家公共電台」：「你任何時候去中餐館吃飯，餐館裡的某個人可能就有一個被送回中國的孩子。」 她說，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國移民家庭把他們的寶寶送回中國撫養。
這促使她開始一項研究項目，聚焦於波士頓那些撫養「衛星寶寶」的中國移民。「衛星寶寶」是心理學家對那些離開原點、又回到原點的孩子的稱呼。
研究者說，南亞社區、非洲社區和加勒比移民社區都有類似的安排。中國移民的「衛星寶寶」通常在上學年齡回到美國。
當衛星寶寶上學
紐約市的教師和校長們說，這些孩子有時候表現出微妙的創傷跡象。
「他們總是環顧四週，看看誰跟他們在一起。」布魯克林176公立學校校長伊麗莎白‧考金告訴「國家公共電台」。「他們總是想知道他們在哪兒，誰在那裡保護他們。」
考金學校的職員說，有時候這些孩子可能做出推擠其他學生的行為來獲取關注，當然還有語言困難的問題。
社會服務的角色
波士頓中國城社區中心家庭社區參與項目主任姚悠悠告訴「國家公共電台」，她擔憂衛星寶寶和父母們沒有準備好在美國團聚。
「這種分離對於父母而言如此不堪重負。他們說，『我是父母。我愛你。你應該愛我。為什麼我們做不到？』但是孩子就是做不到。」姚悠悠說。她曾經組織父母諮詢班，為父母們提供「衛星寶寶」的諮詢。
類似的服務也存在於紐約。在法拉盛，李洛伊斯是這個事業的傳道者。她運行一個為華人服務的托兒項目。李說，衛星寶寶從一個家庭到另一個家庭生活，常常有一種複雜的情緒。
「他們很憤怒。」李說。「為什麼你把我送走？為什麼我的哥哥在這裡，而你把我送走？然後他們就產生隔閡。」
李說，更多的免費托兒計劃可以鼓勵家長把孩子早點從中國接回來，甚至阻止家長將孩子送回中國。李說，紐約市擴大學前班（pre-kindergarten）項目之後，她看到更多的孩子在四歲、而不是五歲被接回來。
不安和挫折
李的另外一個解決辦法是鼓勵孩子們討論他們的經歷。
在一個八九歲孩子的班上，當李詢問有多少孩子是「衛星寶寶」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舉起手。許多人對於痛苦的過渡時期有生動的回憶。他們用「不安」和「挫折」來形容他們對回到紐約的感受。
一個男孩說，他感到憤怒，因為「我的父母對我撒謊說他們會來中國看我」。另外一個孩子說，他感到挫折因為「我甚至不知道我的父母存在」，直到他下了飛機看到迎接他的父母。
許多孩子似乎理解，他們被送回中國是因為他們的父母需要更多時間專心工作。這些父母常常在餐館或指甲店工作。
一個男孩說：「他們沒有足夠的錢撫養我們，在美國撫養我們。」
研究者認為，只要許多移民家庭無法獲得廉價的托兒服務，「衛星寶寶」現象就不會消失。
這位42歲的酒店服務員告訴「國家公共電台」：「這是我曾經承受的最大困苦。」
她的女兒喬伊斯和兒子傑伊都出生在波士頓。但是在他們出生後的第一年，他們被送回中國福建跟親戚一起住。喬伊斯跟姨媽住了四年多。
那時候，鄭春和丈夫住在波士頓中國城狹小的房間，跟陌生人一起共用廚房和廁所。她說他們在餐館長時間工作，最後攢夠了錢，才把孩子接回家。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劉辛迪告訴「國家公共電台」：「你任何時候去中餐館吃飯，餐館裡的某個人可能就有一個被送回中國的孩子。」 她說，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國移民家庭把他們的寶寶送回中國撫養。
這促使她開始一項研究項目，聚焦於波士頓那些撫養「衛星寶寶」的中國移民。「衛星寶寶」是心理學家對那些離開原點、又回到原點的孩子的稱呼。
研究者說，南亞社區、非洲社區和加勒比移民社區都有類似的安排。中國移民的「衛星寶寶」通常在上學年齡回到美國。
當衛星寶寶上學
紐約市的教師和校長們說，這些孩子有時候表現出微妙的創傷跡象。
「他們總是環顧四週，看看誰跟他們在一起。」布魯克林176公立學校校長伊麗莎白‧考金告訴「國家公共電台」。「他們總是想知道他們在哪兒，誰在那裡保護他們。」
考金學校的職員說，有時候這些孩子可能做出推擠其他學生的行為來獲取關注，當然還有語言困難的問題。
社會服務的角色
波士頓中國城社區中心家庭社區參與項目主任姚悠悠告訴「國家公共電台」，她擔憂衛星寶寶和父母們沒有準備好在美國團聚。
「這種分離對於父母而言如此不堪重負。他們說，『我是父母。我愛你。你應該愛我。為什麼我們做不到？』但是孩子就是做不到。」姚悠悠說。她曾經組織父母諮詢班，為父母們提供「衛星寶寶」的諮詢。
類似的服務也存在於紐約。在法拉盛，李洛伊斯是這個事業的傳道者。她運行一個為華人服務的托兒項目。李說，衛星寶寶從一個家庭到另一個家庭生活，常常有一種複雜的情緒。
「他們很憤怒。」李說。「為什麼你把我送走？為什麼我的哥哥在這裡，而你把我送走？然後他們就產生隔閡。」
李說，更多的免費托兒計劃可以鼓勵家長把孩子早點從中國接回來，甚至阻止家長將孩子送回中國。李說，紐約市擴大學前班（pre-kindergarten）項目之後，她看到更多的孩子在四歲、而不是五歲被接回來。
不安和挫折
李的另外一個解決辦法是鼓勵孩子們討論他們的經歷。
在一個八九歲孩子的班上，當李詢問有多少孩子是「衛星寶寶」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舉起手。許多人對於痛苦的過渡時期有生動的回憶。他們用「不安」和「挫折」來形容他們對回到紐約的感受。
一個男孩說，他感到憤怒，因為「我的父母對我撒謊說他們會來中國看我」。另外一個孩子說，他感到挫折因為「我甚至不知道我的父母存在」，直到他下了飛機看到迎接他的父母。
許多孩子似乎理解，他們被送回中國是因為他們的父母需要更多時間專心工作。這些父母常常在餐館或指甲店工作。
一個男孩說：「他們沒有足夠的錢撫養我們，在美國撫養我們。」
研究者認為，只要許多移民家庭無法獲得廉價的托兒服務，「衛星寶寶」現象就不會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