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來鴻】修煉法輪功 我知道該怎麼做人了

2011年12月7日，我被綁架，非法關押在當地勞教所1年。在勞教所裡，獄警們都問了我一個共同的問題：「你為什麼要煉法輪功？」我說：「法輪功告訴我應該怎麼做人。」

對於我，確實是大法和大法師父教我如何做人的，從前的我根本對如何做人毫無所知。2003年10月13日，我修煉大法後，按照師父說的做人，生命的本性在漸漸甦醒，我發自內心的學著一點一滴做人。

讀完《轉法輪》後的改變

我對家人說：「你們知道嗎？我看完《轉法輪》後的第一個改變就是──我坐車再也不逃票了。」我沒煉法輪功以前，一上車先看看售票員是否注意我，如果不注意我就不購票。有兩次我坐公車，因為懷孕，女售票員對我很關照，把我讓在了一個座位上， 扶我坐穩，而後忙她的工作去了。而我看到售票員忘了問我買票，我就裝作沒事人一樣，直到下車，該票員又扶我下車，可是我沒有買票。這樣的事幹過不知道多少 回。所以對我而言，感觸最深的就是，看了《轉法輪》之後，我再也不逃票了，我一上車就找售票員，一定要買車票，哪怕多掏錢也不占便宜。

我學的是法律專業，考的是法律工作者資格證，在一家法律服務所工作，專門給人代理打官司。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毛魔頭的「人定勝天」，中共邪黨的「懷疑一切、鬥爭哲學」，我一直認為只要我努力了，沒有幹不成的事。

可是奇怪是，自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後，我不僅掙不上一分錢，而且還一整天碰不上一個需要打官司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到外面去拓展業務。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我了解法輪功真相之後。

2003年10月，有同事告訴我北京自焚的疑點，並送給我一本《轉法輪》。當我看到《轉法輪》第七講「殺生問題」，知道法輪功禁止殺生後，我才知道中共邪黨為什麼要毀法輪功的書籍、要禁法輪功的書籍，因為法輪功的書籍只要不禁不毀，老百姓都能夠看到法輪功書籍之後，中共邪黨的北京自焚和連篇累牘的謊言宣傳是不會有幾個人上當的。

從此以後，我就在路上時時處處查看，有沒有法輪功的黏貼、資料，如果有，我就特別高興，希望它們貼得越久越好，希望法輪功遍地開花。我也走到哪講到哪，說天安門自焚是假的，如何如何。

就在我剛剛明白法輪功真相之後，我原先的單位叫我回去上班，法律服務所的主任也希望我能繼續留在所裡，一下子我擁有兩份工作，單位的工資是旱澇保收，法律服務所裡我也開始有案子了。關鍵是我知道了如何接案子。站在當事人的角度給予法律方面的解答和幫助，但是不執著於非要代理。只要當事人自己能夠辦到，我會盡我所能，將我知道的法律知識和我辦案的經驗全部告訴他，希望他能自己打贏自己的官司，而不找律師，省下一筆費用。我為當事人著想，當事人有事就直接找我，對我也坦誠相待，所以，我與當事人相處得很融洽。沒有了以往人與人之間的那種戒備和封閉，我的工作不僅不累，而且很輕鬆很快樂。

我知道了如何與家人相處

在經濟上，我以前認為我的錢就是我的，跟婆婆、父母、丈夫沒有關係；丈夫的錢是我的，與婆婆也沒有關係。煉了法輪功之後，我變成了：我沒有錢，我的錢應該給父母當生活費，丈夫的錢應該給公婆當生活費，丈夫的工資就讓他隨意花吧。直到我後來被綁架到勞教所，我知道我的公公婆婆、丈夫無論怎麼在人前把我說得一無是處，但是他們心裡承認我是一個好人。我的父母、弟妹幫我，就是因為我以前無私的對待他們。所以我很感激師父，如果不是師父，那個自私的我早把身邊所有的人得罪完了。

在態度上，以前的我總是用強制、命令式的口吻與家人說話，好像就我最有能耐，沒有人能比得上我，對家人這個不滿意、那個不如意，每天對家人是懶得理，很多時候連看都不看一眼。修煉大法之後，我看到我的父母很聰明、很善良，而且很有愛心，有很多值得我學習的地方；我的公公婆婆，他們也是非常可貴的生命，值得我尊敬。

對丈夫，以前的我一天到晚想著離婚，想著我今生的幸福生活全被這個男人毀了，如果沒有他，我會如何如何好。修煉法輪功之後，我才發現，我在家裡連基本的事情都沒做好：如對丈夫說話嗤之以鼻，不屑一顧，諷刺挖苦，我從骨子裡瞧不起他。現在我聽師父的話，向內找，修自己。我發現我這個丈夫還挺可愛的，在單位有點好事回來，我也發自內心的表揚一下他。我的家庭環境也明顯的越來越祥和。

對孩子，我以前老忙自己的事，忙完了就累得只想睡，也無暇管孩子，更別說和孩子玩，對孩子說話老是夾槍帶棒，頤指氣使，打孩子的時候很狠，罵孩子的話要多難聽有多難聽。現在我會輕輕喊孩子給我幫幫忙，孩子很樂意的就做了；我也不再打罵孩子了；孩子有什麼事情我也能靜心為孩子去做了。孩子現在經常笑嘻嘻的，時不時還哼唱幾句，有時候還自語：我真幸福。

而這一切，全來自於法輪大法，我感謝師父，感謝大法的救度。師父對我做人的歸正，使我看到未修煉前的早已過低的思維標準和行為準則了，如果沒有大法，後果不敢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