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綁架、插管灌食......大學教師走出監獄：我想有尊嚴，過得像個人
整理：佟秀
【編按】2013年11月6日，北京女子監獄門口，一條普通馬路被強行拉上了警戒線，十幾名警察嚴陣以待，氣氛非常緊張。
上午10點半左右，大學教師梁波走出了北京女子監獄，這一天是她刑滿釋放的日子。
梁波拿著衣物，一路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世界需要真、善、忍」。
面對高喊口號的梁波，獄方的警察們始終處於「緊急狀態」。
被囚禁三年的梁波終於與丈夫薛孟春團聚，為了這一天，她的丈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此文根據2014年5月對梁波的採訪整理而成。
* * *
我爺爺是「反動官僚」，被斗得很厲害，最後老是喝酒，鬱鬱而終吧。我姥爺是「反革命」，1951年鎮反的時候被槍斃了，當時我媽、我姨、我兩個舅舅一共是兄妹四人，我最小的舅舅是遺腹子，沒有見過我姥爺。但是在他們長大的過程中，包括我姥姥，就一直被要求要站立場，要跟我姥爺劃清界限，在關係上和思想上要堅決決裂。
這種決裂都到了甚麼程度呢？就是他們年輕的時候，寫任何一個思想匯報啊，決心書啊，保證書啊，寫這些東西的時候，一定要表示與反革命父親劃清界限，與反革命丈夫劃清界限，沒有這句話是過不了關的。所以到後來，他思想中已經形成自動的機制了，你不讓他寫這種字句都不行。不劃清界限，帶來的後果讓他們不寒而慄。如果他在思想裡、感情裡、還留存著一絲對親人的感情，他會覺得這是一個可怕的思想：我怎麼能這麼想呢？自己思想裡的念頭他們都覺得不安全。
從我姥爺去世到現在，六十多年了，我從沒有聽見家裡人主動談起我姥爺，沒有，從來都沒有。有一次我跟我媽聊起這事兒，我媽也覺得特別悲哀。我媽那時都六十多歲了，還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叫甚麼名字！知道爸爸姓徐，是因為自己姓徐，跟爸爸一個姓啊，叫甚麼名字？不知道，活了六十多歲了我媽都不知道她自己父親的名字。
在我媽媽的記憶中，她從來都沒有稱呼過「爸爸」。因為她從記事，就沒有爸爸的印象，爸爸長甚麼樣？不知道，家裡也沒有一張他的照片，沒有，「爸爸」這個稱謂，對她來說太陌生了。
我讓我媽打長途電話，問我大舅，因為我姥爺去世的時候，大舅是十四五歲，他還是過了一段錦衣玉食的公子哥生活，他應該是有記憶的。電話打過去，大舅第一句話就是，你問這個幹甚麼？我媽說是我（梁波）問，大舅說那她想幹甚麼？有甚麼事兒嗎？有甚麼活動嗎？文革時高音喇叭的聲音，小了幾號，就是這樣的口氣。最後，確認我媽也想知道自己父親的名字，大舅說，那不就是叫徐某某嗎？以一種非常不屑的口氣，他就把我姥爺的名字說出來了。
大舅這輩子承受因我姥爺而來的磨難，一定是很多吧，他對我姥爺的那種仇恨是非常深的，他覺得他過得這麼不好，就是因為我姥爺。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仇恨就變成了一種淡漠，非常淡漠：這個人不值得一提，哪怕他給了我生命，甚至是給了我一段別人都很羨慕的生活，那也不行，他妨礙了我的一生。
那時候，派出所經常上家裡，這事兒那事兒，老是騷擾，他們把這一切都歸到我姥爺身上，是他帶來的，他給這些孩子造成這麼大的災難，讓孩子們連個好前途都沒有，遭那麼大的罪，所以誰都不提起他。
我姥姥呢，我感覺我姥姥和我姥爺之間的感情應該是非常好的。因為我姥姥偶爾會提起，她談起她後來怎麼怎麼苦的時候，就會跟以前做對比。這個時候，你就會推測一下，噢，她那個時候，日子過得好的時候呢，不光物質方面非常富足啊，而且在感情方面，我覺得我姥爺可能是非常寵愛她的。我姥姥有一次跟我說，我姥爺是怎麼怎麼樣一個人……哎呦，特別有文化呀，很儒雅呀，對她特別特別好，那種女人受寵的那種感覺。
對，她和我提起過，只有一次。可能跟孩子們都沒有說過。後來我跟我媽談起這事，我說，看，沒和你們說過吧，姥姥說我姥爺對她多麼好多麼好，我媽就特別驚訝，我媽說，是嗎？你姥姥這麼跟你說嗎？
我姥姥八十多歲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她可能快不行了，就問她，你想以後我們把你送回去、跟我爸埋在一起嗎？我姥姥非常堅決：不行，我是個革命的老工人，他是反革命！
我姥爺去世的時候，我媽只有七歲。在她的成長過程中，她得到的教育就是：為了在險惡的環境下能夠活下去，你就要跟你自己的父親劃清界限，因為他是反革命，而且你要表現得很積極。你要能夠在人前偽裝自己，站到革命群眾這一邊，決裂。
在我看來，這種為了自保的決裂毫無人性。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家庭迫害深重，還不是表現在怎麼窮困、怎麼卑微，而是這個迫害造成的人性扭曲與人性泯滅，這是最可怕的。我姥爺也是這個家庭的受害者啊，他們卻把悲劇的原因全部歸結在我姥爺身上。
相反，對於共產黨，真正給他們造成災難的這個罪魁禍首，他們替它開脫：它也沒辦法呀，槍桿子裡出政權啊，要是我，也得這麼鎮壓呀，我也不能讓你們這些黑五類子女起來再反對我呀，這是血仇啊……真是是非善惡不分，人的靈魂都丟失了，沒有靈魂。
即使決裂，我父母、我、我的兄弟姐妹，在這場運動當中呢，扮演的還是一種被侮辱、被損害、被欺凌的角色。
我媽小時候，沒有入過共青團，政審不夠，她怎麼申請也不要她，這個問題影響了她一生，她感到自己低人一等，非常悲觀、自卑，不願意交朋友，怕被人家瞧不起。
上班後，雖然她在單位能力很強，但仍要積極入黨才有出路。你思想不進步，這個社會不容納你，你被人群排斥，沒有地位，沒有尊嚴，過得很不痛快，很不舒服。
黨組織排斥她：你想入，不要你，因為你不是我們革命群眾這一夥兒的！我媽為這個苦惱。七八年以後，文革結束了，改革開放了，第一件事兒，就是我媽又遞了一份申請書：現在形勢好了，我有這個資格了，可以入黨了。黨組織接納她以後，她就特別興奮、特別高興，覺得終於成了這個黨組織的自己人了！以後就不會挨整了！
就包括我上大學她都說，哎，你看，這要不是黨的政策好，你說你能上大學嗎？可是我認為，要不是共產黨的迫害，我們家，不光是我啊，所有的孩子可能都能上大學！
我沒有見我姥爺和爺爺，但我出生以後，就在他們給我父母留下的陰影中成長，那種生活又掙扎又絕望，又抱有一線希望。我父母都是非常堅強的人，但是這個堅強呢，除了對痛苦的承受，還有不甘心，會經常有抱怨。因為承受得太痛苦，超出了他們的極限，他們也會想著發洩，這種發洩就在我們孩子身上表現得比較明顯。他們非常盼望將來我們能夠生活得跟他們不一樣，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都能夠比他們過得更好，有尊嚴有幸福，過得像一個人。
我也非常希望通過努力改變自己及父母的生活，我是長女，對父母有一種責任，我有義務讓他們過得更好，所以我就在非常扭曲的環境中，在扭曲的期待下，以扭曲的願望成長起來。
上高中時，大家的目標都是考大學，這是一個能上升的社會通道。因為上大學以後，人會實現一個理想吧，可能會有一個好工作，好工作就意味著名利雙收；然後呢，將來可能會找一個相匹配的配偶，組成一個讓人羨慕的家庭；然後呢，你生了孩子以後呢，會因為你這樣一個父母，有能力，你會給他們安排一個很好的生活，就是這樣啊，子子孫孫啊，無窮匱也。我覺得那時大家設想的生活大概都是這樣。
我從小可以說還是比較優秀的，學習成績非常好。我學習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想實現自己的價值，能改變父母的生活；另一方面，我生在這個世界上，經歷這麼多，吃了這麼多的苦，我想知道為甚麼，我特別想了解這個世界是怎麼回事，人為甚麼活著？人為甚麼生活得這麼痛苦？我很想知道答案。
我考到了北京工商大學。上了大學以後接觸到西方的思潮，看得比較多的就是宗教方面的，冥冥中覺得，要能夠解答我這樣一個人生之謎呢，可能要從這方面來尋找，中國傳統的文化啊，四書五經，佛教的，基督教等，都很喜歡看。
週六週日的時候，我就跑到西四的缸瓦市教堂，有那種青年教會，唱聖歌啊，彈鋼琴啊，手風琴啊，我非常喜歡那種宗教氣氛，覺得很神聖。那時候我跟我先生一起，默默地在那兒看著，心裡就會升起很神聖的感覺，覺得很好，覺得人生好像在淨化一樣。到那些寺廟等地方，我心裡頭也會有這種感覺。
但當我一離開那個環境，一放下那個經書，回到現實中，就發現它跟我的生活是脫節的，它不能指導我的現實生活。釋迦牟尼那時候是避世修行，自己找一個清淨的地方，後來都到寺廟裡去了，基督教也是有修道院那樣一個地方，也就是說，環境清淨才會使心裡清淨。我覺得在現代這樣一個社會，我是不可能出家的，也不可能進修道院。
於是我感覺在宗教裡面是比較絕望的，我在裡面找不到答案。這個社會越來越功利，越來越利益化，人與人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同學之間啊，老師之間啊，親人之間啊，到底該怎樣去相處？很無能為力的。我一直不停地尋找，但是找不到答案。
大學畢業以後，我跟我先生到了河北的一小城市，工作、結婚。開始以為上了大學，前程似錦，生活展開笑臉呀。但這種工作和個人生活，似乎延續了我童年時代的那種痛苦，我更加絕望了。當時的工作是在一個權力部門——稅務局。在這種機關工作，每天就是假大空那一套，假話、空話、套話啊，在虛偽當中生活，要實現自己的價值和理想，基本上要靠雙重人格，但那種虛偽、勢利、溜鬚拍馬呀，我是非常不適應的。
記得一次，稅務局來了客戶，我就站起來給這個客戶端了把椅子，客戶走了以後，同事就有點責備我，覺得我不應該給他端椅子，應該把我們這種架子端起來。我覺得做這種工作，人會墮落的，因為你必須要壞，要喪失你那些良好的品質，越壞越好。
所以我挺痛苦的，非常空虛。一到大檢查，納稅戶就請吃飯，吃完飯以後就唱歌，跳舞，玩兒。玩兒的時候呢，也覺得還行，覺得很多東西都忘了，在那兒盡情享樂吧。
但是每次一回到家，把門一關，靠在門上，自己不由自主地就哭了。就覺得自己的人生沒有意義，我不喜歡這樣生活，但我又不知道該怎樣生活，當我真正面對自己的良知，即使這種人上人的生活，也讓我感到自己沒有尊嚴，活得不像一個人！
得法後，我時時以真、善、忍標準要求自己，做個好人，我想我有這麼高的理想，我一定是社會需要的人，至少在社會上應該處於一個不被歧視的地位，能夠有尊嚴有幸福，過得像一個人，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社會。
那時我從來都沒想到，我會因為追求理想的精神境界，在這個社會，又處於那種被歧視被侮辱的境況，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值得慶幸的是，梁波的丈夫薛孟春並沒有與她「決裂」，而是勇敢地站了出來，他放下了自己的工作，為了保護妻子的權利，他承受了方方面面的壓力，涉入了法律維權的領域，後來竟由此成為一名維權活動家。梁波在獄中拒絕認罪，堅持修煉，為此遭受過種種虐待。
當問及薛孟春是否也希望梁波認罪，從而避免懲戒時，薛孟春說：「儘管我不修煉，但我還是願意接受這樣一個她，因為從人格上，我希望她是一個堅守者，而不是一個搖擺者。」
2003年，梁波被海南國安綁架後失蹤多日，家人憂心如焚，多次向學校詢問，校方明知內情卻拒不告知家屬。在被關押期間，梁波發現懷孕，校醫院、街道等一干人馬輪番上陣，軟硬兼施要求已懷孕四個多月的梁波引產，被本人和家屬嚴詞拒絕方才作罷。
2004年8月開始，民族大學停發了梁波的工資，取消她的一切福利待遇，但梁波沒有收到校方關於開除的正式文件。
2009年3月，中央民族大學強行收回梁波的住房。
2009年5月18日，梁波到學院查看校方聲稱將自己開除的正式文件，幾分鐘後，萬壽寺派出所派三名警察在校園內將她綁架，送到海淀看守所。梁波在派出所和看守所絕食14天，其間遭到每天兩次的強制插管灌食，三次被送到999急救中心搶救，後生命垂危，才允許家人將她接回。
2010年5月，梁波被警察再次綁架，在北京海淀看守所，遭受了獄警犯人的非人折磨，導致胸腔軟骨斷裂出血，多次休克，一度失去行走能力。
2010年9月，梁波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所謂的「公開庭審」中，其母親和丈夫都被驅逐出法庭。
2011年1月17日，梁波被下監到位於大興區的北京女子監獄，家裡留下了兩個的兒子，一個五歲，一個九歲。在四分監區，梁波始終都被單獨監控關押，期間遭受包夾獄警的侮辱虐待。
2013年11月6日，梁波高喊「法輪大法好」、「信仰無罪」等口號走出北京女子監獄。
2014年5月6日，梁波與兩個孩子及母親來到海外，現與丈夫薛孟春團聚在美國。
【編按】2013年11月6日，北京女子監獄門口，一條普通馬路被強行拉上了警戒線，十幾名警察嚴陣以待，氣氛非常緊張。
上午10點半左右，大學教師梁波走出了北京女子監獄，這一天是她刑滿釋放的日子。
梁波拿著衣物，一路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世界需要真、善、忍」。
面對高喊口號的梁波，獄方的警察們始終處於「緊急狀態」。
被囚禁三年的梁波終於與丈夫薛孟春團聚，為了這一天，她的丈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此文根據2014年5月對梁波的採訪整理而成。
* * *
「人的靈魂都丟失了」
我是文革時期出生的，1968年出生在一個黑五類家庭，我們家從我的父母那一輩到我這一輩都是黑五類子女。我爺爺是「反動官僚」，被斗得很厲害，最後老是喝酒，鬱鬱而終吧。我姥爺是「反革命」，1951年鎮反的時候被槍斃了，當時我媽、我姨、我兩個舅舅一共是兄妹四人，我最小的舅舅是遺腹子，沒有見過我姥爺。但是在他們長大的過程中，包括我姥姥，就一直被要求要站立場，要跟我姥爺劃清界限，在關係上和思想上要堅決決裂。
這種決裂都到了甚麼程度呢？就是他們年輕的時候，寫任何一個思想匯報啊，決心書啊，保證書啊，寫這些東西的時候，一定要表示與反革命父親劃清界限，與反革命丈夫劃清界限，沒有這句話是過不了關的。所以到後來，他思想中已經形成自動的機制了，你不讓他寫這種字句都不行。不劃清界限，帶來的後果讓他們不寒而慄。如果他在思想裡、感情裡、還留存著一絲對親人的感情，他會覺得這是一個可怕的思想：我怎麼能這麼想呢？自己思想裡的念頭他們都覺得不安全。
從我姥爺去世到現在，六十多年了，我從沒有聽見家裡人主動談起我姥爺，沒有，從來都沒有。有一次我跟我媽聊起這事兒，我媽也覺得特別悲哀。我媽那時都六十多歲了，還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叫甚麼名字！知道爸爸姓徐，是因為自己姓徐，跟爸爸一個姓啊，叫甚麼名字？不知道，活了六十多歲了我媽都不知道她自己父親的名字。
在我媽媽的記憶中，她從來都沒有稱呼過「爸爸」。因為她從記事，就沒有爸爸的印象，爸爸長甚麼樣？不知道，家裡也沒有一張他的照片，沒有，「爸爸」這個稱謂，對她來說太陌生了。
我讓我媽打長途電話，問我大舅，因為我姥爺去世的時候，大舅是十四五歲，他還是過了一段錦衣玉食的公子哥生活，他應該是有記憶的。電話打過去，大舅第一句話就是，你問這個幹甚麼？我媽說是我（梁波）問，大舅說那她想幹甚麼？有甚麼事兒嗎？有甚麼活動嗎？文革時高音喇叭的聲音，小了幾號，就是這樣的口氣。最後，確認我媽也想知道自己父親的名字，大舅說，那不就是叫徐某某嗎？以一種非常不屑的口氣，他就把我姥爺的名字說出來了。
大舅這輩子承受因我姥爺而來的磨難，一定是很多吧，他對我姥爺的那種仇恨是非常深的，他覺得他過得這麼不好，就是因為我姥爺。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仇恨就變成了一種淡漠，非常淡漠：這個人不值得一提，哪怕他給了我生命，甚至是給了我一段別人都很羨慕的生活，那也不行，他妨礙了我的一生。
那時候，派出所經常上家裡，這事兒那事兒，老是騷擾，他們把這一切都歸到我姥爺身上，是他帶來的，他給這些孩子造成這麼大的災難，讓孩子們連個好前途都沒有，遭那麼大的罪，所以誰都不提起他。
我姥姥呢，我感覺我姥姥和我姥爺之間的感情應該是非常好的。因為我姥姥偶爾會提起，她談起她後來怎麼怎麼苦的時候，就會跟以前做對比。這個時候，你就會推測一下，噢，她那個時候，日子過得好的時候呢，不光物質方面非常富足啊，而且在感情方面，我覺得我姥爺可能是非常寵愛她的。我姥姥有一次跟我說，我姥爺是怎麼怎麼樣一個人……哎呦，特別有文化呀，很儒雅呀，對她特別特別好，那種女人受寵的那種感覺。
對，她和我提起過，只有一次。可能跟孩子們都沒有說過。後來我跟我媽談起這事，我說，看，沒和你們說過吧，姥姥說我姥爺對她多麼好多麼好，我媽就特別驚訝，我媽說，是嗎？你姥姥這麼跟你說嗎？
我姥姥八十多歲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她可能快不行了，就問她，你想以後我們把你送回去、跟我爸埋在一起嗎？我姥姥非常堅決：不行，我是個革命的老工人，他是反革命！
我姥爺去世的時候，我媽只有七歲。在她的成長過程中，她得到的教育就是：為了在險惡的環境下能夠活下去，你就要跟你自己的父親劃清界限，因為他是反革命，而且你要表現得很積極。你要能夠在人前偽裝自己，站到革命群眾這一邊，決裂。
在我看來，這種為了自保的決裂毫無人性。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家庭迫害深重，還不是表現在怎麼窮困、怎麼卑微，而是這個迫害造成的人性扭曲與人性泯滅，這是最可怕的。我姥爺也是這個家庭的受害者啊，他們卻把悲劇的原因全部歸結在我姥爺身上。
相反，對於共產黨，真正給他們造成災難的這個罪魁禍首，他們替它開脫：它也沒辦法呀，槍桿子裡出政權啊，要是我，也得這麼鎮壓呀，我也不能讓你們這些黑五類子女起來再反對我呀，這是血仇啊……真是是非善惡不分，人的靈魂都丟失了，沒有靈魂。
即使決裂，我父母、我、我的兄弟姐妹，在這場運動當中呢，扮演的還是一種被侮辱、被損害、被欺凌的角色。
我媽小時候，沒有入過共青團，政審不夠，她怎麼申請也不要她，這個問題影響了她一生，她感到自己低人一等，非常悲觀、自卑，不願意交朋友，怕被人家瞧不起。
上班後，雖然她在單位能力很強，但仍要積極入黨才有出路。你思想不進步，這個社會不容納你，你被人群排斥，沒有地位，沒有尊嚴，過得很不痛快，很不舒服。
黨組織排斥她：你想入，不要你，因為你不是我們革命群眾這一夥兒的！我媽為這個苦惱。七八年以後，文革結束了，改革開放了，第一件事兒，就是我媽又遞了一份申請書：現在形勢好了，我有這個資格了，可以入黨了。黨組織接納她以後，她就特別興奮、特別高興，覺得終於成了這個黨組織的自己人了！以後就不會挨整了！
就包括我上大學她都說，哎，你看，這要不是黨的政策好，你說你能上大學嗎？可是我認為，要不是共產黨的迫害，我們家，不光是我啊，所有的孩子可能都能上大學！
我沒有見我姥爺和爺爺，但我出生以後，就在他們給我父母留下的陰影中成長，那種生活又掙扎又絕望，又抱有一線希望。我父母都是非常堅強的人，但是這個堅強呢，除了對痛苦的承受，還有不甘心，會經常有抱怨。因為承受得太痛苦，超出了他們的極限，他們也會想著發洩，這種發洩就在我們孩子身上表現得比較明顯。他們非常盼望將來我們能夠生活得跟他們不一樣，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都能夠比他們過得更好，有尊嚴有幸福，過得像一個人。
「我很想知道答案」
我稍微大一點，中國發生了變化，家庭出身不很重要了，父母對我們的教育呢，就是那種功利性的教育，對於追求名利就強調得比較多，向錢看，有錢就有一切啊，那時大家都開始追求這些了。我也非常希望通過努力改變自己及父母的生活，我是長女，對父母有一種責任，我有義務讓他們過得更好，所以我就在非常扭曲的環境中，在扭曲的期待下，以扭曲的願望成長起來。
上高中時，大家的目標都是考大學，這是一個能上升的社會通道。因為上大學以後，人會實現一個理想吧，可能會有一個好工作，好工作就意味著名利雙收；然後呢，將來可能會找一個相匹配的配偶，組成一個讓人羨慕的家庭；然後呢，你生了孩子以後呢，會因為你這樣一個父母，有能力，你會給他們安排一個很好的生活，就是這樣啊，子子孫孫啊，無窮匱也。我覺得那時大家設想的生活大概都是這樣。
我從小可以說還是比較優秀的，學習成績非常好。我學習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想實現自己的價值，能改變父母的生活；另一方面，我生在這個世界上，經歷這麼多，吃了這麼多的苦，我想知道為甚麼，我特別想了解這個世界是怎麼回事，人為甚麼活著？人為甚麼生活得這麼痛苦？我很想知道答案。
我考到了北京工商大學。上了大學以後接觸到西方的思潮，看得比較多的就是宗教方面的，冥冥中覺得，要能夠解答我這樣一個人生之謎呢，可能要從這方面來尋找，中國傳統的文化啊，四書五經，佛教的，基督教等，都很喜歡看。
週六週日的時候，我就跑到西四的缸瓦市教堂，有那種青年教會，唱聖歌啊，彈鋼琴啊，手風琴啊，我非常喜歡那種宗教氣氛，覺得很神聖。那時候我跟我先生一起，默默地在那兒看著，心裡就會升起很神聖的感覺，覺得很好，覺得人生好像在淨化一樣。到那些寺廟等地方，我心裡頭也會有這種感覺。
但當我一離開那個環境，一放下那個經書，回到現實中，就發現它跟我的生活是脫節的，它不能指導我的現實生活。釋迦牟尼那時候是避世修行，自己找一個清淨的地方，後來都到寺廟裡去了，基督教也是有修道院那樣一個地方，也就是說，環境清淨才會使心裡清淨。我覺得在現代這樣一個社會，我是不可能出家的，也不可能進修道院。
於是我感覺在宗教裡面是比較絕望的，我在裡面找不到答案。這個社會越來越功利，越來越利益化，人與人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同學之間啊，老師之間啊，親人之間啊，到底該怎樣去相處？很無能為力的。我一直不停地尋找，但是找不到答案。
大學畢業以後，我跟我先生到了河北的一小城市，工作、結婚。開始以為上了大學，前程似錦，生活展開笑臉呀。但這種工作和個人生活，似乎延續了我童年時代的那種痛苦，我更加絕望了。當時的工作是在一個權力部門——稅務局。在這種機關工作，每天就是假大空那一套，假話、空話、套話啊，在虛偽當中生活，要實現自己的價值和理想，基本上要靠雙重人格，但那種虛偽、勢利、溜鬚拍馬呀，我是非常不適應的。
記得一次，稅務局來了客戶，我就站起來給這個客戶端了把椅子，客戶走了以後，同事就有點責備我，覺得我不應該給他端椅子，應該把我們這種架子端起來。我覺得做這種工作，人會墮落的，因為你必須要壞，要喪失你那些良好的品質，越壞越好。
所以我挺痛苦的，非常空虛。一到大檢查，納稅戶就請吃飯，吃完飯以後就唱歌，跳舞，玩兒。玩兒的時候呢，也覺得還行，覺得很多東西都忘了，在那兒盡情享樂吧。
但是每次一回到家，把門一關，靠在門上，自己不由自主地就哭了。就覺得自己的人生沒有意義，我不喜歡這樣生活，但我又不知道該怎樣生活，當我真正面對自己的良知，即使這種人上人的生活，也讓我感到自己沒有尊嚴，活得不像一個人！
「那時我從來都沒想到……」
為了改變生活環境，1995年我考取了中國傳媒大學的研究生。同年我開始修煉法輪功。如果不是修煉大法，我想我這一輩子都不知道我自己、我的祖輩、父輩生活為甚麼這麼痛苦，不知道怎樣才能從這痛苦中解脫出來，怎樣使自己的人生具有應有的意義和價值。得法後，我時時以真、善、忍標準要求自己，做個好人，我想我有這麼高的理想，我一定是社會需要的人，至少在社會上應該處於一個不被歧視的地位，能夠有尊嚴有幸福，過得像一個人，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社會。
那時我從來都沒想到，我會因為追求理想的精神境界，在這個社會，又處於那種被歧視被侮辱的境況，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編後：
1999年法輪功在中國被政府鎮壓後，像無數的法輪功學員一樣，梁波被長期監控，多次被關押拘禁，後被判刑，被迫離開兩個幼小的孩子。在中國，當法輪功學員被判刑，成為中共的「敵人」，有的家屬因為不堪忍受被牽連的迫害，很多選擇了與配偶離異，迫害造成的妻離子散比比皆是。值得慶幸的是，梁波的丈夫薛孟春並沒有與她「決裂」，而是勇敢地站了出來，他放下了自己的工作，為了保護妻子的權利，他承受了方方面面的壓力，涉入了法律維權的領域，後來竟由此成為一名維權活動家。梁波在獄中拒絕認罪，堅持修煉，為此遭受過種種虐待。
當問及薛孟春是否也希望梁波認罪，從而避免懲戒時，薛孟春說：「儘管我不修煉，但我還是願意接受這樣一個她，因為從人格上，我希望她是一個堅守者，而不是一個搖擺者。」
附：梁波被迫害的經歷
1999年9月，梁波因堅持修煉法輪大法，被她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學取消了班主任資格，隨後被禁止講課，不許晉升職稱，不安排工作，校方經常派人以「談話」、「做思想工作」為由騷擾，派保安24小時貼身跟蹤監控。有一次，一保安居然在大白天，趴在窗戶上向屋內窺視。2003年，梁波被海南國安綁架後失蹤多日，家人憂心如焚，多次向學校詢問，校方明知內情卻拒不告知家屬。在被關押期間，梁波發現懷孕，校醫院、街道等一干人馬輪番上陣，軟硬兼施要求已懷孕四個多月的梁波引產，被本人和家屬嚴詞拒絕方才作罷。
2004年8月開始，民族大學停發了梁波的工資，取消她的一切福利待遇，但梁波沒有收到校方關於開除的正式文件。
2009年3月，中央民族大學強行收回梁波的住房。
2009年5月18日，梁波到學院查看校方聲稱將自己開除的正式文件，幾分鐘後，萬壽寺派出所派三名警察在校園內將她綁架，送到海淀看守所。梁波在派出所和看守所絕食14天，其間遭到每天兩次的強制插管灌食，三次被送到999急救中心搶救，後生命垂危，才允許家人將她接回。
2010年5月，梁波被警察再次綁架，在北京海淀看守所，遭受了獄警犯人的非人折磨，導致胸腔軟骨斷裂出血，多次休克，一度失去行走能力。
2010年9月，梁波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所謂的「公開庭審」中，其母親和丈夫都被驅逐出法庭。
2011年1月17日，梁波被下監到位於大興區的北京女子監獄，家裡留下了兩個的兒子，一個五歲，一個九歲。在四分監區，梁波始終都被單獨監控關押，期間遭受包夾獄警的侮辱虐待。
2013年11月6日，梁波高喊「法輪大法好」、「信仰無罪」等口號走出北京女子監獄。
2014年5月6日，梁波與兩個孩子及母親來到海外，現與丈夫薛孟春團聚在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