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亞洲最大移植中心」竄起的背後
2005年3月17日，天津第一中心醫院院長、北京武警總醫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陽在武警總醫院主刀一例肝移植，「這是他所進行的第1600例手術」，央視《東方時空》如是報導。轉年天津市政府出資新建的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樓投入使用，自稱「亞洲最大」，500張移植專用病床利用率幾年來持續九成以上。沈中陽的肝腎聯合快速切取灌注技術獲得中國實用新型專利，沈中陽本人被稱為「中國移植業的開拓者」。
沈中陽的移植事業建築在成堆的屍體之上，這些屍體從哪裡來？
中共媒體對沈中陽和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的報導大都對供體來源問題避而不談。中共官方的解釋稱，移植所用屍體器官僅來自正式處決的犯人。這一說法要站住腳，移植數量和處決人數需大致對應。按照天津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及國際組織對中國死刑人數的估算，天津每年的死刑犯應該只有40人上下。而「天津一中心」，這個自稱「全國最繁忙器官移植醫院」的移植手術例數卻遠遠超過這個數量。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醫院資料圖）
大紀元對過去十幾年中共媒體報導和移植中心網站公開透露的數據進行分析，估算出「天津一中心」移植數量之高，足以質疑中共關於器官來源的說辭。在沒有捐獻系統的中國，醫院用於移植的絕大多數器官並非來自死刑犯。「天津一中心」現象在中國大陸器官移植行業中具有普遍性。
多年來，不少人權調查研究人員已申明觀點：受迫害的法輪功修煉群體很可能就是器官來源。「天津一中心」的例子所顯示的懸殊數字差距，連同不斷湧現的各類旁證，進一步印證著這些研究人員的觀點。而中共當局對這個指控從未給予明確應答。
本文將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在2006年前後對其移植數據從公開到封鎖的動機，利用醫院在同一時期新建、擴建的記錄，估算實際移植例數，從一個方面呈現這種為牟取暴利用醫學方法有組織地大規模殺人的罪惡；同時列舉國際醫學界專家們對這個問題截然不同的反應，以說明中國移植器官來源問題實為21世紀人類道德面臨的最大挑戰。
從跛足起步到瘋狂膨脹的移植業
90年代的中國，器官移植業處於休眠狀態。移植對患者是免費的，因為手術風險太大，願意接受移植的患者非常少，而器官供體更是稀缺。沈中陽的移植生涯就是在那樣的大背景下跛足起步。
1994年5月，沈中陽幸運地遇到並說服一名患肝硬化大出血的37歲農民工接受肝移植，這在後來的媒體報導中被稱為天津的第一例成功肝移植手術。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陽資料照。（看中國）
然而在隨後幾年中，沈中陽再沒有類似的好運，從1994年5月到1998年8月，未見任何肝移植報導。1998年9月，沈中陽在日本進修一年獲醫學博士學位後回到天津一中心，據說是自己掏腰包10萬元人民幣組建器官移植科，到當年年底，完成了7例肝移植手術，轉年（1999年）完成24例。這在當時來看可以說是不小的進步了。
然而從2000年起，可供移植的優質器官突然大量出現，中國各地器官移植手術量直線上升。在隨後的十年中，沈中陽在中國器官移植業內更是名聲大噪。
查詢那一時期的大陸媒體報導，不難找到有關「天津一中心」移植例數的報導。據隸屬天津市政府的北方網報導，從2000年開始的兩年中，沈中陽團隊的肝移植總數從24例增長到209例；而從209例增至1000例，只用了2003年一年時間。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成功是中國器官移植體系的縮影：不透明的暗箱操作，鬼影憧憧的軍方瓜葛，還有暗示器官供體庫存在的超短供體等待時間；而沈中陽的快速器官切取專利技術幾乎就是活體切取全肝。因中國至今沒有正式的腦死亡判定和立法，嚴格地講，摘取腦死亡人的器官為非法的活體摘取。
##換頁##
政府投資建移植大樓 這信心背後隱藏了甚麼？
1992年「天津一中心」遷到現在地址後，很長時間內都沒有進行大的擴建。2003年底媒體報導該院全年日均一例移植。由於對移植業前景充滿信心，天津市衛生局2003年12月宣布投資1.3億元為「一中心」建造一座移植專用大樓。
報導稱「一中心」「將在繼續重點發展肝腎移植的前提下，大力發展胰、骨、皮膚、毛髮、幹細胞移植，開創發展心、肺、角膜、喉移植，形成一個以移植為主體的多器官綜合立體移植中心」（見北方網報導）。
從1998年底的10萬元組建移植科，到2003年底的1.3億元新建移植大樓，短短的四年時間，是甚麼使當時的天津政府和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對器官移植的前景如此看好？沒有供體，就沒有移植，他們信心的背後是怎樣的供體來源呢？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擴建投資示意圖。（大紀元製圖）
2004年，器官移植大樓還在建設中，沈中陽的移植科已經擴展成跨越天津、北京和山東省的五家分部。值得一提的是沈中陽主持的北京移植分部設在武警總醫院內，沈中陽任該院移植部主任。
中共體制內除了對外的軍隊以外，還有一支120萬人的對內的軍隊，名為武警部隊，其職責不同於一般的警察。武警和軍隊醫院系統不隸屬中共衛生部，而是受軍委管轄。
據官方資料記載，沈中陽移植團隊2004年完成肝移植總數居全球第一，腎移植總數居中國第一。
當時，「一中心」設有急診部和門診中心，2006年9月投入使用的器官移植大樓的高度和氣勢完全壓過了兩座老樓。
這座地上15層、地下2層的大樓被命名為「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設移植專用病床500張。
之後的十幾年，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名揚海外，自稱「亞洲最大移植中心」。然而它的「成績」也成為中共及其在西方的辯士為移植黑幕自圓其說的大難題。
有爭議的醫院
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網站
www.cntransplant.com是用來招攬國外患者的，被美國調查記者兼作家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稱作「黨最愛耍的把戲」。葛特曼2014年出版的著作《大屠殺》（The Slaughter）中收錄了對各國法輪功學員難民以及曾見證活摘器官的中國外科醫生的採訪。這些可靠的證據表明：被拘禁的法輪功學員因器官移植之需被大批屠殺。
葛特曼在接受英文大紀元採訪時曾提到這個網站：「我在大學裡作演講時，經常讓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用智能手機自己上那個網站去看。」
該網站在2014年初激起了一向隨和的國際器官移植學會（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的憤怒，學會給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去了一封聯合署名信，斥責中共違背不再使用死刑犯器官的承諾。信中寫道：「這家天津網站繼續招攬外國器官移植患者的生意，我們不能接受這些醫療專業人員暗中侵犯人權、與利益集團廣泛勾結。」
網站於當年6月被迫關閉。在其長達八年之久的運作中，瞄準的是富裕的客戶，推銷的是稀有獨特的產品——在超短時間內提供新鮮人體器官：只要客戶有錢就可提供，其它問題一律不予解答。
伊森‧葛特曼手持他的著作《大屠殺》。（伊森‧葛特曼提供）
國際上的調查者們認為，建立這樣一個龐大又複雜的移植中心，人員、設備配置到位，在一個沒有自願捐獻器官體系的國家中，近十年來高負荷作業，這一事實令人不寒而慄。
「這意味著，醫院絕對有信心找到足夠的『捐贈者』作為供體來源。」悉尼大學醫學教授瑪麗亞‧辛格（Maria F. Singh）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在沒有自願捐贈制度的情況下，院方相信非道德的渠道可源源不斷提供器官，其中必有巨額利潤可賺。」
辛格教授是醫生反對強制摘取器官組織（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簡稱DAFOH）的董事會成員，該組織致力於喚起全世界對強摘器官罪行的關注。
那麼，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到底做了多少例移植手術？
（未完待續）
沈中陽的移植事業建築在成堆的屍體之上，這些屍體從哪裡來？
中共媒體對沈中陽和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的報導大都對供體來源問題避而不談。中共官方的解釋稱，移植所用屍體器官僅來自正式處決的犯人。這一說法要站住腳，移植數量和處決人數需大致對應。按照天津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及國際組織對中國死刑人數的估算，天津每年的死刑犯應該只有40人上下。而「天津一中心」，這個自稱「全國最繁忙器官移植醫院」的移植手術例數卻遠遠超過這個數量。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醫院資料圖）大紀元對過去十幾年中共媒體報導和移植中心網站公開透露的數據進行分析，估算出「天津一中心」移植數量之高，足以質疑中共關於器官來源的說辭。在沒有捐獻系統的中國，醫院用於移植的絕大多數器官並非來自死刑犯。「天津一中心」現象在中國大陸器官移植行業中具有普遍性。
多年來，不少人權調查研究人員已申明觀點：受迫害的法輪功修煉群體很可能就是器官來源。「天津一中心」的例子所顯示的懸殊數字差距，連同不斷湧現的各類旁證，進一步印證著這些研究人員的觀點。而中共當局對這個指控從未給予明確應答。
本文將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在2006年前後對其移植數據從公開到封鎖的動機，利用醫院在同一時期新建、擴建的記錄，估算實際移植例數，從一個方面呈現這種為牟取暴利用醫學方法有組織地大規模殺人的罪惡；同時列舉國際醫學界專家們對這個問題截然不同的反應，以說明中國移植器官來源問題實為21世紀人類道德面臨的最大挑戰。
從跛足起步到瘋狂膨脹的移植業
90年代的中國，器官移植業處於休眠狀態。移植對患者是免費的，因為手術風險太大，願意接受移植的患者非常少，而器官供體更是稀缺。沈中陽的移植生涯就是在那樣的大背景下跛足起步。
1994年5月，沈中陽幸運地遇到並說服一名患肝硬化大出血的37歲農民工接受肝移植，這在後來的媒體報導中被稱為天津的第一例成功肝移植手術。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陽資料照。（看中國）然而在隨後幾年中，沈中陽再沒有類似的好運，從1994年5月到1998年8月，未見任何肝移植報導。1998年9月，沈中陽在日本進修一年獲醫學博士學位後回到天津一中心，據說是自己掏腰包10萬元人民幣組建器官移植科，到當年年底，完成了7例肝移植手術，轉年（1999年）完成24例。這在當時來看可以說是不小的進步了。
然而從2000年起，可供移植的優質器官突然大量出現，中國各地器官移植手術量直線上升。在隨後的十年中，沈中陽在中國器官移植業內更是名聲大噪。
查詢那一時期的大陸媒體報導，不難找到有關「天津一中心」移植例數的報導。據隸屬天津市政府的北方網報導，從2000年開始的兩年中，沈中陽團隊的肝移植總數從24例增長到209例；而從209例增至1000例，只用了2003年一年時間。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成功是中國器官移植體系的縮影：不透明的暗箱操作，鬼影憧憧的軍方瓜葛，還有暗示器官供體庫存在的超短供體等待時間；而沈中陽的快速器官切取專利技術幾乎就是活體切取全肝。因中國至今沒有正式的腦死亡判定和立法，嚴格地講，摘取腦死亡人的器官為非法的活體摘取。
##換頁##
政府投資建移植大樓 這信心背後隱藏了甚麼？
1992年「天津一中心」遷到現在地址後，很長時間內都沒有進行大的擴建。2003年底媒體報導該院全年日均一例移植。由於對移植業前景充滿信心，天津市衛生局2003年12月宣布投資1.3億元為「一中心」建造一座移植專用大樓。
報導稱「一中心」「將在繼續重點發展肝腎移植的前提下，大力發展胰、骨、皮膚、毛髮、幹細胞移植，開創發展心、肺、角膜、喉移植，形成一個以移植為主體的多器官綜合立體移植中心」（見北方網報導）。
從1998年底的10萬元組建移植科，到2003年底的1.3億元新建移植大樓，短短的四年時間，是甚麼使當時的天津政府和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對器官移植的前景如此看好？沒有供體，就沒有移植，他們信心的背後是怎樣的供體來源呢？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擴建投資示意圖。（大紀元製圖）2004年，器官移植大樓還在建設中，沈中陽的移植科已經擴展成跨越天津、北京和山東省的五家分部。值得一提的是沈中陽主持的北京移植分部設在武警總醫院內，沈中陽任該院移植部主任。
中共體制內除了對外的軍隊以外，還有一支120萬人的對內的軍隊，名為武警部隊，其職責不同於一般的警察。武警和軍隊醫院系統不隸屬中共衛生部，而是受軍委管轄。
據官方資料記載，沈中陽移植團隊2004年完成肝移植總數居全球第一，腎移植總數居中國第一。
當時，「一中心」設有急診部和門診中心，2006年9月投入使用的器官移植大樓的高度和氣勢完全壓過了兩座老樓。
這座地上15層、地下2層的大樓被命名為「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設移植專用病床500張。
之後的十幾年，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名揚海外，自稱「亞洲最大移植中心」。然而它的「成績」也成為中共及其在西方的辯士為移植黑幕自圓其說的大難題。
有爭議的醫院
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網站
www.cntransplant.com是用來招攬國外患者的，被美國調查記者兼作家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稱作「黨最愛耍的把戲」。葛特曼2014年出版的著作《大屠殺》（The Slaughter）中收錄了對各國法輪功學員難民以及曾見證活摘器官的中國外科醫生的採訪。這些可靠的證據表明：被拘禁的法輪功學員因器官移植之需被大批屠殺。
葛特曼在接受英文大紀元採訪時曾提到這個網站：「我在大學裡作演講時，經常讓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用智能手機自己上那個網站去看。」
該網站在2014年初激起了一向隨和的國際器官移植學會（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的憤怒，學會給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去了一封聯合署名信，斥責中共違背不再使用死刑犯器官的承諾。信中寫道：「這家天津網站繼續招攬外國器官移植患者的生意，我們不能接受這些醫療專業人員暗中侵犯人權、與利益集團廣泛勾結。」
網站於當年6月被迫關閉。在其長達八年之久的運作中，瞄準的是富裕的客戶，推銷的是稀有獨特的產品——在超短時間內提供新鮮人體器官：只要客戶有錢就可提供，其它問題一律不予解答。
伊森‧葛特曼手持他的著作《大屠殺》。（伊森‧葛特曼提供）國際上的調查者們認為，建立這樣一個龐大又複雜的移植中心，人員、設備配置到位，在一個沒有自願捐獻器官體系的國家中，近十年來高負荷作業，這一事實令人不寒而慄。
「這意味著，醫院絕對有信心找到足夠的『捐贈者』作為供體來源。」悉尼大學醫學教授瑪麗亞‧辛格（Maria F. Singh）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在沒有自願捐贈制度的情況下，院方相信非道德的渠道可源源不斷提供器官，其中必有巨額利潤可賺。」
辛格教授是醫生反對強制摘取器官組織（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簡稱DAFOH）的董事會成員，該組織致力於喚起全世界對強摘器官罪行的關注。
那麼，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到底做了多少例移植手術？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