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擠盧廣仲的力量比想像中弱，而你跟我，都可以站出來支持他
在電影《飢餓遊戲》的比賽場地裡，我們看到許多原本善良活潑的青少年變成了一部部冷血的殺人機器，他們鐵了心，迅速運用各種技巧將與自己無關的人殺死，只因為總統斯諾的殘忍算計──作為施惠國的最高領導人，他叫人民做什麼，人民就得做什麼，甚至若要取人性命，人民也不敢不從。於是，在這個國家，每個人都是總統手中的棋子，叫其往東就不敢往西，喪失了表達自由意志與獨立思考的能力，有甚者性格變異，將洗腦當成了真理，殺人取樂。
場景回到現實人生，台灣。最近歌手盧廣仲因為反對服貿黑箱作業的立場，遭到排擠，在中國的演唱會全部被取消。這種「因言獲罪」的情況，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共統治下的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見到，沒想到，過了半個世紀，2015年，人們還會因為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遭到「追殺」，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令人喟嘆。
這還令人聯想到之前香港爆發爭取特首普選的「佔中」運動，許多藝人表達支持之意。結果中國就有多家主流媒體收到上級通知，被規定「不得推薦」29位港台藝人，名單包含劉德華、梁朝偉、周潤發、黃秋生、黃耀明、黃貫中、鄧紫棋、陳妍希、張家輝、李安、何韻詩、蘇永康、鄭中基、杜汶澤、鄭秀文、阿信、九把刀、張懸、謝安琪、歐錦棠、葉蘊儀、鄧萃雯、張敬軒、金城武、林夕、甄妮、郭富城、梁詠琪、蔡卓妍等人。
這就是北京當局60多年來貫用的手法，將對它有意見的人單獨挑出來，然後懲罰。在港、台的人們還算幸運，可能只是少賺些錢而已；若生在中國，那它有的是辦法懲治這個人，許多人被整的家破人亡、眾叛親離，這，就是極權統治。
切斷與其他國家、社會的聯繫
上個世紀1940年代，美國政治學家漢娜鄂蘭發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精準描述極權社會與身在其中的人民。她將「極權主義政權」定義為政治路線上的極端主義，包括極右和極左的法西斯主義與列寧（共產）主義。
她認為，極權主義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就是因為這個政權切斷了一個人與他人的聯繫，「只有對那些互相隔離的人才能實施恐怖統治」。這種「孤獨」帶來一系列的後果：不能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經驗，從而喪失判斷事物的基本常識，將反常視為正常；不能感到和他人呼吸在同一個天地之中，於是造成對於他人莫名其妙的仇恨，感到這個世界正在聯合起來反對自己。
在把人跟人隔離起來之後，喪失是非對錯價值觀的個人會失去生存的意義，因而產生空虛感，這時，極權政府再以現成的教育制度、媒體宣傳來「教導」人民是非價值的判斷，灌輸一套它的世界觀，這時就容易被人們接受，甚至成為一種信仰。於是人民喪失了分辨是非對錯和分辨真實虛假的能力，如2001年美國「911事件」，紐約遭到恐怖攻擊，當雙子星大樓被飛機撞上，轟然倒塌時，竟然有很多中國人在網路上大聲歡呼，認為這是美國的「報應」。
當今的中共已經無法隔離14億中國民眾，它能做的，就是投入無數資源進行網路封鎖的「金盾工程」（第一期工程花了8億美金，第二期工程花費未知）與思想審查，讓中國人與外界隔離。於是在中國，我們看不到臉書、Google、youtube、twitter，在微博上發文還得「實名」，如果說錯了話就會被找去警察局喝咖啡，嚴重者甚至就此人間蒸發。
運用漢娜鄂蘭的理論解釋，現在的中國人被切斷了與其他國家、社會的聯繫，所以沒有辦法正常和其他國家的人進行交流（常翻牆者除外），於是中國人失去分辨是非對錯與真實虛假的能力，甚至對他國產生一種莫名的仇恨（如稱呼美、日為邪惡的帝國主義）。
集權的共產主義已逐漸失去號召力
再者，作為一套價值體系，共產主義也失去號召能力，共產黨只剩下發展經濟這根救命稻草，許多中國人在它的宣傳教育系統下相信，只要有經濟成長，中國就是強國，中共就有統治正當性，而北京當局也傾全力鼓勵全國民眾追求金錢、物質享受，不要思考任何公共議題。
人們或基於隔絕與虛無，或基於恐懼，在中共統治的60多年來，在每一次政治鬥爭中保持「正確的立場」，漸漸地，外在規範的價值內化成了個人思想，具體表現就是針對敏感議題，「全中國人只有一個大腦」。
比如說，一提到西藏、台灣獨立、法輪功、香港佔中、台灣服貿等議題，中國許多遭到共產黨洗腦的民眾就跳腳，有一種無端的厭惡與仇恨，程度嚴重者甚至會採取肢體或言語上的暴力襲擊持不同意見的人，但是，要真的問他「你為什麼這麼討厭○○？」他卻也說不出一個客觀的理由來，或者只是重覆共產黨灌輸的謊言，沒有自己基於理性思考再下判斷的空間。
這種絕對化的思考方式就是極權主義的一個特徵，而且它的內在邏輯是，還要輸出這個「革命思想」到全世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盧廣仲等藝人遭到封殺，明天我們還會看到別人被追殺……而作為沈默的多數，也並不安全，因為難保有一天你我不會成為這個「少數」，同樣遭到被追殺的命運。
所幸當今這種極權專制體制已經很虛弱，大多數人也已經看清它扭曲人性的邪惡，不會再真心信仰它；然而，只是理智上知道還不夠，我們這些大多數人不能再沈默，等到全人類真正站出來反對這種扭曲人性的罪惡之時，它就將被歷史澈底淘汰。
場景回到現實人生，台灣。最近歌手盧廣仲因為反對服貿黑箱作業的立場，遭到排擠，在中國的演唱會全部被取消。這種「因言獲罪」的情況，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共統治下的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見到，沒想到，過了半個世紀，2015年，人們還會因為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遭到「追殺」，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令人喟嘆。
這還令人聯想到之前香港爆發爭取特首普選的「佔中」運動，許多藝人表達支持之意。結果中國就有多家主流媒體收到上級通知，被規定「不得推薦」29位港台藝人，名單包含劉德華、梁朝偉、周潤發、黃秋生、黃耀明、黃貫中、鄧紫棋、陳妍希、張家輝、李安、何韻詩、蘇永康、鄭中基、杜汶澤、鄭秀文、阿信、九把刀、張懸、謝安琪、歐錦棠、葉蘊儀、鄧萃雯、張敬軒、金城武、林夕、甄妮、郭富城、梁詠琪、蔡卓妍等人。
這就是北京當局60多年來貫用的手法，將對它有意見的人單獨挑出來，然後懲罰。在港、台的人們還算幸運，可能只是少賺些錢而已；若生在中國，那它有的是辦法懲治這個人，許多人被整的家破人亡、眾叛親離，這，就是極權統治。
切斷與其他國家、社會的聯繫
上個世紀1940年代，美國政治學家漢娜鄂蘭發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精準描述極權社會與身在其中的人民。她將「極權主義政權」定義為政治路線上的極端主義，包括極右和極左的法西斯主義與列寧（共產）主義。
她認為，極權主義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就是因為這個政權切斷了一個人與他人的聯繫，「只有對那些互相隔離的人才能實施恐怖統治」。這種「孤獨」帶來一系列的後果：不能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經驗，從而喪失判斷事物的基本常識，將反常視為正常；不能感到和他人呼吸在同一個天地之中，於是造成對於他人莫名其妙的仇恨，感到這個世界正在聯合起來反對自己。
在把人跟人隔離起來之後，喪失是非對錯價值觀的個人會失去生存的意義，因而產生空虛感，這時，極權政府再以現成的教育制度、媒體宣傳來「教導」人民是非價值的判斷，灌輸一套它的世界觀，這時就容易被人們接受，甚至成為一種信仰。於是人民喪失了分辨是非對錯和分辨真實虛假的能力，如2001年美國「911事件」，紐約遭到恐怖攻擊，當雙子星大樓被飛機撞上，轟然倒塌時，竟然有很多中國人在網路上大聲歡呼，認為這是美國的「報應」。
當今的中共已經無法隔離14億中國民眾，它能做的，就是投入無數資源進行網路封鎖的「金盾工程」（第一期工程花了8億美金，第二期工程花費未知）與思想審查，讓中國人與外界隔離。於是在中國，我們看不到臉書、Google、youtube、twitter，在微博上發文還得「實名」，如果說錯了話就會被找去警察局喝咖啡，嚴重者甚至就此人間蒸發。
運用漢娜鄂蘭的理論解釋，現在的中國人被切斷了與其他國家、社會的聯繫，所以沒有辦法正常和其他國家的人進行交流（常翻牆者除外），於是中國人失去分辨是非對錯與真實虛假的能力，甚至對他國產生一種莫名的仇恨（如稱呼美、日為邪惡的帝國主義）。
集權的共產主義已逐漸失去號召力
再者，作為一套價值體系，共產主義也失去號召能力，共產黨只剩下發展經濟這根救命稻草，許多中國人在它的宣傳教育系統下相信，只要有經濟成長，中國就是強國，中共就有統治正當性，而北京當局也傾全力鼓勵全國民眾追求金錢、物質享受，不要思考任何公共議題。
人們或基於隔絕與虛無，或基於恐懼，在中共統治的60多年來，在每一次政治鬥爭中保持「正確的立場」，漸漸地，外在規範的價值內化成了個人思想，具體表現就是針對敏感議題，「全中國人只有一個大腦」。
比如說，一提到西藏、台灣獨立、法輪功、香港佔中、台灣服貿等議題，中國許多遭到共產黨洗腦的民眾就跳腳，有一種無端的厭惡與仇恨，程度嚴重者甚至會採取肢體或言語上的暴力襲擊持不同意見的人，但是，要真的問他「你為什麼這麼討厭○○？」他卻也說不出一個客觀的理由來，或者只是重覆共產黨灌輸的謊言，沒有自己基於理性思考再下判斷的空間。
這種絕對化的思考方式就是極權主義的一個特徵，而且它的內在邏輯是，還要輸出這個「革命思想」到全世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盧廣仲等藝人遭到封殺，明天我們還會看到別人被追殺……而作為沈默的多數，也並不安全，因為難保有一天你我不會成為這個「少數」，同樣遭到被追殺的命運。
所幸當今這種極權專制體制已經很虛弱，大多數人也已經看清它扭曲人性的邪惡，不會再真心信仰它；然而，只是理智上知道還不夠，我們這些大多數人不能再沈默，等到全人類真正站出來反對這種扭曲人性的罪惡之時，它就將被歷史澈底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