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將50萬人的家拆了,市民還很感激他...中國離民主真的很遠
這部BBC紀錄片在國際間也引發了一些討論,從這些評論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國與全世界民主國家間對於政治的不同想像,也可以由此瞭解當今中國政治文化的現狀。
《大同》描述擔任大同市市長的耿彥波在2008年上任不久後,便宣佈大同市古城保護工程,他的計畫是拆掉古城內所有的現代建築,以恢復傳統的城市格局。紀錄片一開頭,出現一片黃沙煙硝瀰漫的坼遷工地。50萬大同人世代居住的數千棟房屋,一下子就被摧枯拉朽地拆掉了。
製作人趙琦原本是想要藉本片扭轉國際間對於中國官場的負面印象,沒想到卻起了反效果,看了這部片的外國觀眾充滿疑慮,還有瑞典人被中國官員拆民眾住房的「高效率」嚇壞了,質問「誰給耿彥波這麼大的權力坼掉50萬人的房子?」「這樣拆遷城市,有沒有專家論證其必要性,有沒有徵求人民意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居民沒有安置好住房?市長考慮過拆遷可能遇到的風險嗎?」
民主的原則是這樣的:多數決定同時保障少數
談到這裡,就讓我們先來檢視一下政治民主制度的核心原則。一講到民主,大家主要想到的就是選舉、投票,票數多者勝選組成政府;沒錯,多數決是民主制度的一個很主要的面向,但是除此以外,在一個民主社會裡,少數人的權利也必須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沒有任何一個自我任命的群體有權力壓迫其他人。
也唯有少數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受到保障,少數人才能相信政府會保護他們,而有了這種信任,這些群體就能夠參與國家民主機制運作,從而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一分子。若少數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輕則會消極對抗;重則可能產生憤恨心理,成為人群中的不定時炸彈。
從個體的角度來說,在一個社會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少數──無論是從族裔背景、宗教信仰、政治意識型態、個人價值觀、地理位置或收入水準來看,不論你我都難保自己永遠是「多數」、是「主流」,這時,我們會希望自己被犧牲嗎?
然而,我們看到在《大同》中,一些房子已經被拆掉的市民,居然還沒有拿到賠償金,甚至沒拿到任何書面的補償協議。大多拆遷戶只能掏出自己的積蓄或借貸,自己租房住下,先遮風避雨,然後排隊等待新房分配。這樣的強制拆遷導致大量的安置和補償問題,由於沒有合理的賠償和安置,被拆遷者甚至以自焚、跳樓等手段抗爭,這就是少數與弱勢沒有受到保障,遭到強迫犧牲的結果。
嚇人的是,中國人都無法保證這種事不會發生在自己或親友的身上。
公民文化離中國有多遠
另外,從《大同》中,可以看到大多數中國民眾沒有身為公民的自覺,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一切安排,官員們就是「為民父母」,子民們沒有對公眾事務置喙的餘地。
針對這個現象,我們來看看二十世紀中期,政治文化大師級學者Almond和Verba的解釋。這兩位學者曾經進行的「公民文化」跨國性研究,他們提出三種常見的政治文化類型:參與型政治文化、臣屬型政治文化、地域型政治文化。
「參與型政治文化」是指「由下而上」參與決策式的政治文化。人們相當清楚自身的角色與能力,對政府敢於要求、反對或支持,人們能主動參與公務事務、理性討論公共議題;「臣屬型政治文化」是「由上而下」服從命令式的政治態度。人民服從權威、支持決策、效忠國家,通常是被動的參與,不認為自己能主動影響決策,不敢對政府有所要求;「地域型政治文化」指人們幾乎不知道政府存在的意義與目的,只認同地方。
這樣看來,中國大多數的一般民眾屬於臣屬型政治文化,但是Almond和Verba認為參與型政治文化才最為接近民主的理想,而「公民文化」是上述所有三種類型的綜合。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社會沒有「參與型政治文化」,也因此離「公民文化」的養成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離真正的民主也很遙遠。
耿市長被調走理由「莫須有!」
暫時不論民主,我們退一萬步來說,耿彥波在中國一片糜爛貪腐的政治圈中真的算是有在做事的市長,所以也贏得了大同市民的信任,但是就連這一點點的信任,也令共產黨政府感到威脅,害怕真有所謂政治明星崛起,難以受控,或許也因為如此,山西省委不顧大同市正在進行的城市改造計畫,於2013年2月突然將耿彥波調離大同轉任太原市,讓大同人百般不捨,上街抗議甚至下跪要耿彥波留下。
中共政府的問題就是只有它說了算,由它決定哪些人屬於少數、該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而且它的決定還是不穩定的。今天它可以讓耿彥波這樣的人發揮,明天它又可以用「莫須有」的理由調走耿彥波;黨組織權力始終在個人之上,個別人無論能力再好,他的力量也無法超越黨組織……而中國共產黨到今天,孜孜矻矻只為了抓住政權,它現在的所作所為就只剩下這一個目的,所以,要相信它真的會替民眾著想,無異緣木求魚。
中國未來要真正走向民主,只有徹底拋棄共產黨政府,建立政治制度、公民文化與法治觀念,走向選舉,並架構一套符合程序正義的政治規範,讓黨、政分離,使人民選出的領導人可以合法做滿任期,同時保障少數以及弱勢,重建社會中人們的互信與互助。
《大同》The Chinese Mayor 預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