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統戰官員臺灣出書 揭秘「統戰」黑幕
旅美中國法學專家程幹遠在臺灣發表新書《中共統戰部揭秘──統戰部幹部回憶錄》，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揭秘「統戰」的黑幕，並強調統戰部的範圍不僅限於國內，還向臺灣和海外華人圈擴展。
程幹遠教授今年80歲，他回憶15歲時被送入朝鮮參加韓戰，戰後從部隊作為一名「調幹生」直接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讀書，1961年從中央內務部被調到南京市委統戰部工作，他十年的統戰部生涯從此開始。文革中由於日記本扉頁「偉大領袖」的畫像被人塗劃，他一夕之間成了「現行反革命」，入獄關押一年後被送到蘇北農村管制勞動。
中共瓦解國民黨秘辛
「統一戰線」，簡稱「統戰」，是共產黨在政治鬥爭中使用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方法，在中共竊政、統治鬥爭中起到重要作用。程幹遠說，1935年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毛澤東作了一個對「統戰」問題的精闢發言，他在總結十年內戰失敗的經驗教訓時，十分深刻地說：「我們要把敵人贏壘中間一切鬥爭、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對抗當前主要敵人之用。」
程幹遠表示，中共從武裝鬥爭失敗的經驗教訓中開始認識到做敵軍情蒐工作的重要性。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末期，中共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各武裝部隊都普遍地建立敵後工作委員會，在軍隊稱敵工部，主要從事對敵軍的軍事情報策反工作。
1941年中共成立中央情報部，與中央社會部合署辦公。程幹遠說，一直到抗日戰爭前夕，才成立統一戰線工作部。為什麼1949「解放」初期統戰部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原來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員，這說明中共統一戰線和軍事情報工作是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的。
程幹遠說，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三年國共內戰中，共產黨對國民黨軍事將領的統戰工作，也就是策反和情報工作，對戰爭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十次大的國民黨武裝部隊「起義」投共，迅速改變了軍事戰場的態勢，使中共軍隊完全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他舉例，其中如吳化文、曾澤生、傅作義「起義」，迅速改變了東北和華北地區戰場的態勢。程潛、陳明仁、龍雲、董其武、陶峙岳「起義」，對中共軍隊迅速竊據大陸國土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中共在國民黨軍隊內部的情報工作也十分成功，甚至中華民國國防部的核心軍事機密都很快放到中共領導人的辦公桌上，而國民黨對中共軍隊的動向則是一頭霧水，打起仗來，豈有不敗之理。
旅美中國法學專家程幹遠教授（自由亞洲電臺）
「聽、跟、走」的民主黨派、商界人士
中共統戰部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管理民主黨派。他說，中國大陸所謂的民主黨派共8個，即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農工民主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九三學社、中國致工黨，再加上屬於工商界的民主建國會和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這些民主黨派大都是在抗日戰爭後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建立的。
程幹遠表示，貫徹對民主黨派教育改造的方針是共產黨的根本原則和方針，這是為讓民主黨派乖乖地「聽、跟、走」做黨的政治工具的政治目的服務的。他說，反右以後，共產黨的宣傳部曾在《文匯報》、《光明日報》上組織所謂「知識分子要自覺做黨的馴服工具」的理論討論。在每次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上，聽到的是一片對黨的歌功頌德，人人都把自己變成「工具」一樣唯命是從的奴僕。
此外，他說，一些工商界人士在大陸「解放前」是不問政治的，他們是一心賺錢、做生意，對什麼黨派並不關心，而公私合營後，他們交出全部資產，反而變成整天搞政治的人物，大會小會要講話，開口閉口都是「聽、跟、走」，聯繫思想談自我改造，生怕不知何時會被共產黨整到自己頭上。
##換頁##
「兩會」期間的臺前幕後
程幹遠說，統戰部每年工作最忙的時間就是一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和政協的全體委員會議，簡稱「兩會」期間的統戰工作。這項工作可謂各級黨委一項重大的政治工程，是一項關係全國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
他解釋，從中央來講是做給全國人民看的，而更重要的是做給世界上其它國家新聞媒體看的，這叫「外宣工程」，即對外宣傳的工作。因此「兩會」期間要召開多次記者招待會，邀請全國的新聞記者採訪，政府首腦要做足「政治秀」、「親民秀」，借此讓廣大民眾看到所謂的「形勢一片大好」。
統戰部參與「兩會」工作大致分成四階段，他說，第一，參與「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工作和其它「兩會」工作報告的審稿工作。第二，統戰部在「兩會」召開前的準備工作，就是負責參與對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兩會」的工作報告的審查、把關以及對黨外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大會發言的審查和控制。
第三，統戰部在「兩會」開會期間要掌握思想動向，成立專門的「簡報組」，中共真正做到「無處不監聽，處處隔牆有耳」，有些新參加「兩會」的黨外人士比較天真，認為私下講講的話，沒有什麼關係，誰知竟會被編進簡報，成了重要的階級鬥爭新動向。
第四，對「兩會選舉」的保證。「兩會」的人事安排雖然是事先由組織部和統戰部安排好了的，但還是要通過會議的表決，如果換屆選舉就必須以選票的形式，在會場上走過場。既然是票選就要做到儘量以高票通過，否則如果票選過低，就會出現對候選人有不同的議論。
旅美中國法學專家程幹遠教授（新唐人電視臺）
利用隱私控制知名人物
統戰部除經由公開的政協組織以思想教育的形式對統戰對象的黨外人士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之外，程幹遠表示，另一方面還有一些非公開的方式來監控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也就透過秘密的管道，掌握其個人生活上或其它方面的隱私，達到使其在政治上能聽從指揮的目的，做到「俯首貼耳」，做黨的「馴服工具」。
他表示，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把名望看得比個人生命還重，在個人的榮譽、名望受到影響時他們往往可以置個人政治操守於不顧，以保全名望為首要之務。他舉例說，在男女關係方面一旦有什麼醜聞出現，就會使社會輿論形成強大壓力，讓人無地自容，最後身敗名裂。「統戰部會利用這方面的隱私迫使一些黨外人士順從黨的擺布。」
中共對宗教實行統戰
程幹遠表示，在當今世界上所有國家，包括那些以某種宗教原教義作為「憲法」的宗教主義國家，都沒有一個國家的政黨對宗教的敵視和恐懼像中國共產黨那樣達到如此可怕的程度。它就像一個用欺騙手段騙取了高額民眾財產的詐欺犯，深怕別人一旦揭穿其騙局的秘密會被立即繩之以法、送上「正義法庭」的那種犯罪者的心理一樣。
中國共產黨所宣揚的所謂宗教信仰自由，他說，可以說是世界上政黨的政策中最沒有誠信、最虛偽的。人們可以看到，中共統戰部仍舊公然將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所謂基本觀點寫在其統一戰線的宗教政策的指導思想中。人們可以想像，一個處心積慮以消滅宗教為己任的政策，怎麼可能給人民以信仰宗教的自由呢？
他說，為了實現對宗教的「監控」，中共統戰部設有十分嚴密的宗教工作部門，還利用宗教團體來控制宗教的統戰工作，除了在上層宗教人士中搞把戲，利用宗教界知名人物的個人隱私加以監控，還直接指派一些公安幹部或黨員幹部進入宗教團體或寺廟、教堂，充當管理人員或宗教工作者，直接掌握宗教活動的資訊，監控基層的宗教活動。
對華僑界人士的統戰工作
中共把國外華僑看成是對外階級鬥爭的利用力量，程幹遠說，出於外交鬥爭的需要，儘量地利用當地一些所謂「親共」的愛國僑領，在一些外交場合製造出愛國、愛共產黨的政治氣氛。同時，在海外的一些情報組織，如以新華社為主的新聞媒體，也極力在海外僑團組織中物色一些親共人士為其收集、提供所在國的情報，進行情報戰。
他表示，中共的僑務政策一向是搞「內外有別」兩面手法，對人在海外的則笑臉相迎，籠絡有加。有些官員還主動與華僑中的不法商人勾結，大謀私利。而一旦回國定居，成了國內的居民，則視為異己的力量。因為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這些長期生活在海外的華僑，不可能真正接受共產主義的世界觀。
對於十年統戰生涯，程幹遠表示，1967年到1968年一年的監獄生涯，使他對自己過去所走過的道路進行了徹底的反思，他也因此從一個狂熱的、忠誠的、毛崇拜的共產主義信徒，轉變成一個理性的、憲政民主主義的拓荒者。就像一個曾經逆向行走的趕路人，現在終於轉過方向，追上中國苦難的人民的大隊伍，迎著黎明升起的太陽在快速奔跑。
程幹遠說，人一旦以一種深刻反思和悔罪的心情來審視自己走過的道路，心就會豁然開朗；當中國的知識分子都真正從政治沉淪中覺醒，認清社會進步的世界潮流，拋棄扼殺民主政治制度的鬼魅伎倆的統戰陷阱，拒絕統戰時，當全民都以反對統戰為榮，以接受統戰為恥之日，也就是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時日。
程幹遠教授今年80歲，他回憶15歲時被送入朝鮮參加韓戰，戰後從部隊作為一名「調幹生」直接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讀書，1961年從中央內務部被調到南京市委統戰部工作，他十年的統戰部生涯從此開始。文革中由於日記本扉頁「偉大領袖」的畫像被人塗劃，他一夕之間成了「現行反革命」，入獄關押一年後被送到蘇北農村管制勞動。
中共瓦解國民黨秘辛
「統一戰線」，簡稱「統戰」，是共產黨在政治鬥爭中使用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方法，在中共竊政、統治鬥爭中起到重要作用。程幹遠說，1935年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毛澤東作了一個對「統戰」問題的精闢發言，他在總結十年內戰失敗的經驗教訓時，十分深刻地說：「我們要把敵人贏壘中間一切鬥爭、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對抗當前主要敵人之用。」
程幹遠表示，中共從武裝鬥爭失敗的經驗教訓中開始認識到做敵軍情蒐工作的重要性。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末期，中共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各武裝部隊都普遍地建立敵後工作委員會，在軍隊稱敵工部，主要從事對敵軍的軍事情報策反工作。
1941年中共成立中央情報部，與中央社會部合署辦公。程幹遠說，一直到抗日戰爭前夕，才成立統一戰線工作部。為什麼1949「解放」初期統戰部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原來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員，這說明中共統一戰線和軍事情報工作是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的。
程幹遠說，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三年國共內戰中，共產黨對國民黨軍事將領的統戰工作，也就是策反和情報工作，對戰爭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十次大的國民黨武裝部隊「起義」投共，迅速改變了軍事戰場的態勢，使中共軍隊完全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他舉例，其中如吳化文、曾澤生、傅作義「起義」，迅速改變了東北和華北地區戰場的態勢。程潛、陳明仁、龍雲、董其武、陶峙岳「起義」，對中共軍隊迅速竊據大陸國土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中共在國民黨軍隊內部的情報工作也十分成功，甚至中華民國國防部的核心軍事機密都很快放到中共領導人的辦公桌上，而國民黨對中共軍隊的動向則是一頭霧水，打起仗來，豈有不敗之理。
旅美中國法學專家程幹遠教授（自由亞洲電臺）「聽、跟、走」的民主黨派、商界人士
中共統戰部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管理民主黨派。他說，中國大陸所謂的民主黨派共8個，即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農工民主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九三學社、中國致工黨，再加上屬於工商界的民主建國會和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這些民主黨派大都是在抗日戰爭後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建立的。
程幹遠表示，貫徹對民主黨派教育改造的方針是共產黨的根本原則和方針，這是為讓民主黨派乖乖地「聽、跟、走」做黨的政治工具的政治目的服務的。他說，反右以後，共產黨的宣傳部曾在《文匯報》、《光明日報》上組織所謂「知識分子要自覺做黨的馴服工具」的理論討論。在每次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上，聽到的是一片對黨的歌功頌德，人人都把自己變成「工具」一樣唯命是從的奴僕。
此外，他說，一些工商界人士在大陸「解放前」是不問政治的，他們是一心賺錢、做生意，對什麼黨派並不關心，而公私合營後，他們交出全部資產，反而變成整天搞政治的人物，大會小會要講話，開口閉口都是「聽、跟、走」，聯繫思想談自我改造，生怕不知何時會被共產黨整到自己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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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期間的臺前幕後
程幹遠說，統戰部每年工作最忙的時間就是一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和政協的全體委員會議，簡稱「兩會」期間的統戰工作。這項工作可謂各級黨委一項重大的政治工程，是一項關係全國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
他解釋，從中央來講是做給全國人民看的，而更重要的是做給世界上其它國家新聞媒體看的，這叫「外宣工程」，即對外宣傳的工作。因此「兩會」期間要召開多次記者招待會，邀請全國的新聞記者採訪，政府首腦要做足「政治秀」、「親民秀」，借此讓廣大民眾看到所謂的「形勢一片大好」。
統戰部參與「兩會」工作大致分成四階段，他說，第一，參與「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工作和其它「兩會」工作報告的審稿工作。第二，統戰部在「兩會」召開前的準備工作，就是負責參與對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兩會」的工作報告的審查、把關以及對黨外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大會發言的審查和控制。
第三，統戰部在「兩會」開會期間要掌握思想動向，成立專門的「簡報組」，中共真正做到「無處不監聽，處處隔牆有耳」，有些新參加「兩會」的黨外人士比較天真，認為私下講講的話，沒有什麼關係，誰知竟會被編進簡報，成了重要的階級鬥爭新動向。
第四，對「兩會選舉」的保證。「兩會」的人事安排雖然是事先由組織部和統戰部安排好了的，但還是要通過會議的表決，如果換屆選舉就必須以選票的形式，在會場上走過場。既然是票選就要做到儘量以高票通過，否則如果票選過低，就會出現對候選人有不同的議論。
旅美中國法學專家程幹遠教授（新唐人電視臺）利用隱私控制知名人物
統戰部除經由公開的政協組織以思想教育的形式對統戰對象的黨外人士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之外，程幹遠表示，另一方面還有一些非公開的方式來監控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也就透過秘密的管道，掌握其個人生活上或其它方面的隱私，達到使其在政治上能聽從指揮的目的，做到「俯首貼耳」，做黨的「馴服工具」。
他表示，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把名望看得比個人生命還重，在個人的榮譽、名望受到影響時他們往往可以置個人政治操守於不顧，以保全名望為首要之務。他舉例說，在男女關係方面一旦有什麼醜聞出現，就會使社會輿論形成強大壓力，讓人無地自容，最後身敗名裂。「統戰部會利用這方面的隱私迫使一些黨外人士順從黨的擺布。」
中共對宗教實行統戰
程幹遠表示，在當今世界上所有國家，包括那些以某種宗教原教義作為「憲法」的宗教主義國家，都沒有一個國家的政黨對宗教的敵視和恐懼像中國共產黨那樣達到如此可怕的程度。它就像一個用欺騙手段騙取了高額民眾財產的詐欺犯，深怕別人一旦揭穿其騙局的秘密會被立即繩之以法、送上「正義法庭」的那種犯罪者的心理一樣。
中國共產黨所宣揚的所謂宗教信仰自由，他說，可以說是世界上政黨的政策中最沒有誠信、最虛偽的。人們可以看到，中共統戰部仍舊公然將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所謂基本觀點寫在其統一戰線的宗教政策的指導思想中。人們可以想像，一個處心積慮以消滅宗教為己任的政策，怎麼可能給人民以信仰宗教的自由呢？
他說，為了實現對宗教的「監控」，中共統戰部設有十分嚴密的宗教工作部門，還利用宗教團體來控制宗教的統戰工作，除了在上層宗教人士中搞把戲，利用宗教界知名人物的個人隱私加以監控，還直接指派一些公安幹部或黨員幹部進入宗教團體或寺廟、教堂，充當管理人員或宗教工作者，直接掌握宗教活動的資訊，監控基層的宗教活動。
對華僑界人士的統戰工作
中共把國外華僑看成是對外階級鬥爭的利用力量，程幹遠說，出於外交鬥爭的需要，儘量地利用當地一些所謂「親共」的愛國僑領，在一些外交場合製造出愛國、愛共產黨的政治氣氛。同時，在海外的一些情報組織，如以新華社為主的新聞媒體，也極力在海外僑團組織中物色一些親共人士為其收集、提供所在國的情報，進行情報戰。
他表示，中共的僑務政策一向是搞「內外有別」兩面手法，對人在海外的則笑臉相迎，籠絡有加。有些官員還主動與華僑中的不法商人勾結，大謀私利。而一旦回國定居，成了國內的居民，則視為異己的力量。因為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這些長期生活在海外的華僑，不可能真正接受共產主義的世界觀。
對於十年統戰生涯，程幹遠表示，1967年到1968年一年的監獄生涯，使他對自己過去所走過的道路進行了徹底的反思，他也因此從一個狂熱的、忠誠的、毛崇拜的共產主義信徒，轉變成一個理性的、憲政民主主義的拓荒者。就像一個曾經逆向行走的趕路人，現在終於轉過方向，追上中國苦難的人民的大隊伍，迎著黎明升起的太陽在快速奔跑。
程幹遠說，人一旦以一種深刻反思和悔罪的心情來審視自己走過的道路，心就會豁然開朗；當中國的知識分子都真正從政治沉淪中覺醒，認清社會進步的世界潮流，拋棄扼殺民主政治制度的鬼魅伎倆的統戰陷阱，拒絕統戰時，當全民都以反對統戰為榮，以接受統戰為恥之日，也就是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