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是地球環境的最大敵人（下）

當代中國，當仁不讓地成為地球環境的最大破壞者和敵人。一是中共建政至今長達66年時間裡，我們一直在與自然規律支配下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為敵。城市化是一個社會歷史的自然發展過程，是節約土地、資源，同時又提高經濟和社會效率、強化社會分工與合作、提升人類自由與生活品質的經濟社會的內在發展規律和要求。

但是，愚蠢的中國決策者一直以「中國從來就是個農業社會」等各種理由反對和阻礙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通過嚴格的、人為的戶籍管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規模砍伐樹木以大煉鋼鐵和大規模開墾土地、大小三線建設、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建設大躍進、就地城鎮化、西部大開發、嚴控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等等，妄想把人留在鄉村和小城鎮。為此，我們付出了慘重的環境代價。

中國目前適宜生存的好地方只有國土總面積的1/3。

半個多世紀以來，荒漠化及嚴重水土流失地區的面積各增加了約1.5倍，中國等於丟失了大約3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中科院〈1999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顯示，中國人每年搬動的土石方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國的人類活動具有明顯的破壞性，高出世界平均水準3至3.5倍。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曾指出，中共建政以來，中國的人口從6億成長到了13億，多了一倍，而可居住土地由於水土流失從600多萬平方公里減少到300多萬平方公里，少了一半。目前適宜生存的好地方只有國土總面積的1/3。

換句話說，人口不能自由進入城市，導致大量人口被迫滯留在農業和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導致土地過度耕種、過度開墾，對自然形成極大破壞。

中國朝野上下對大城市化恐懼，使傳統的城市化呈現出與世界發展潮流相背離的「規劃逆城市化」傾向：在本該城市化的大中城市，呈現出普遍的「過於保守的城市化」問題，畫地為牢，嚴防死守，對大量業已自動進入城市的外來人口權利和福利視而不見，導致規模史無前例、後患無窮的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問題。

而在很多從自然發展規律上看註定要衰敗的一些中小城市和鄉村，則普遍出現地方官員主導下的「過度城市化問題」，鬼城空城遍地，高鐵站上結出一個又一個碩大的「新城苦瓜」。

除了在城市化問題上的戰略性失誤以外，還有兩大因素也在加劇中國自然環境的大規模破壞。

一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由政府主導經濟發展而不是由市場主導經濟發展，導致嚴重的政府和官員短期行為。為了官員短期任職內的經濟發展，不惜犧牲環境。環境保護法律在中國像橡皮圖章，有模有樣卻無絲毫力氣。

另一大因素是土地公有（國有或集體所有）導致了中國範圍內全面而長期的公地悲劇，使用時竭澤而漁，保護起來則軟弱無力。尤其是私人資本很難進入到保護自然與環境中的植樹造林等過程中去，無法從中獲得科學、合理的長期回報。

我在前幾天的一篇文章〈目送全民盜賊的時代漸行漸遠——台灣行思2〉中寫到中國公有制對社會生態的全面破壞，導致禮崩樂壞全民盜賊化，這篇文章則談到中國土地公有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同樣無與倫比。

中國要從自然和社會生態上全面回到正常國家行列，必須首先全面回到正常國家的經濟（私有制）基礎中來，回到公民的財產自由和遷徙自由以及思想的自由市場中來。人類一切和平、穩定、富裕、幸福，一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進步，都是財產自由、市場自由、思想自由的副產品。這一點，幾千年人類文明史上沒有任何例外。（全文完）——轉自作者部落格◇